一个女律师的成功历程
一扬
http://bbs.lawyerstep.com/dispbbs.asp?boardid=15&id=3488
10年前,因为崇尚职业的自由和挣大钱,倔强的她拒绝“旱涝保收”国营单位,中专毕业后当起了卖报纸的“无业游民”。面对自由职业梦想中的一道道坎,她用自信追梦,以叛逆为乐,凭智慧闯关,10年后,年仅30岁的她身价超过百万,经她办理的案件标的额超过6个多亿。
做我想做的:我幸运地抓住一根救命稻草!
1976年,5岁的我随母亲从北京到唐山访亲戚,不想恰逢大地震,不幸中的万幸,母亲抱着我从废墟里死里逃生,当惊魂未定的父亲赶到唐山,看到满脸污垢的我还活蹦乱跳时,禁不住喜极而泣。这以后,父母对我越发宠爱,也养成了我从小无拘无束、天马行空的性格。上了初中,尽管每次考试名次总是倒着数,但我能对四大名著中的精彩章节倒背如流,特别是《三国演义》、《水浒传》中主人公的大侠风范和追求自由的品性,为我的个性人生埋下了种子。
1988年7月,我考上中专,按我的分数,只能上个中专。
两年后,我中专毕业,武汉市农科院到学校要人,可满脑子律师梦的我却心如止水。当时我父亲重病住院,母亲见说服不了我,急得头发都白了许多。情急之中,母亲竟然发动亲戚朋友来“挽救”我。没想到我让他们均无功而返。母亲见我无可救药,气得一连几个月不跟我讲话。
由于我坚持不去报到,农科院改录了我的同学,我却沦落成“无业游民”。毕业后的半年,有独来独往的律师梦支撑我,我便每天拿着推荐表,在武汉10多家律师事务所四处乱窜,然而没有一家愿意接受,原因很简单:学历低,没有经验,还是个女孩。母亲看到我整日无所事事,冷不丁儿会说上一句:“你呀,这叫自作自受!”听到这话,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1991年3月,我的情绪很低落,母亲脸上也没好脸色,可生活还得继续,为了糊口,我找了一个帮报摊卖报纸的活。后来我考入武昌区司法局。
平庸的环境造就平庸:我必须找个梦圆之地
同时考到司法局的人都削尖脑袋留在机关,当个稳稳当当的公务员,我主动找到局长,申请到下面的律师事务所。当时局领导正愁机关人多,见有人主动提出下基层,当即拍板同意。走出局长室,想到自己可以在法庭上滔滔不绝,我激动得睡着时都笑容满面。
第一天上班,我被请到主任办公室。50多岁的主任直言不讳,浇得心花怒放的我一个透心凉:“小冷啊,律师事务所不欢迎女生,原因有三个:一是女生喜欢要待遇;二是女生不泼辣;三是没工作几天就要放产假。”我刚想辩解几句,张了张嘴却没发出声,主任接着问:“会骑自行车吗?”我说:“不会,但我可以学。”主任无奈地摇了摇头说:“这样,你现在的工作就是接电话,当事人来了端茶送水搞搞接待。而且,我这里只给你一次机会,明年如果考不上,你自动退出回机关!”
总算天道酬勤。1991年10月,我顺利通过律考,可尽管有了律师资格,但因为我年纪小,当事人觉得我肯定没有经验,都不愿找我,业务能力的提高成了问题。偶然接到个小案,我会像照看婴儿一样精心准备,小心谨慎地去讨教同事,然而却总是听到一片“蛮好!”的赞扬声,然而“蛮好!”的廉价赞扬对提升业务水平最无助。为了摸清办案子的门道,我特别留意每一个机会。
一天,所里一位40多岁的张律师到潜江办案,临行前,这位女律师问我:“会打麻将吗?”我看到她要带两位当事人一起去,肯定是因为打牌“三缺一”,有这样宝贵的学习机会,我脱口而出:“会!”张律师又问:“会喝酒吗?”我说:“会,三两酒估计问题不大!”
我终于第一次跟着律师外出办案。一路上,我鞍前马后,服务周到。晚上睡觉她鼾声如雷,我瞪大眼睛熬到天亮也无半句怨言。到法院办事,我走一路学一路,不懂就问,直到弄懂算数。不到两天,我学会了立案子的全部程序,懂得了如何与法官打交道,这些可是在课本里学不到的东西。张律师对我的表现十分满意。临回武汉的晚上,她请我打麻将,我只好硬着头皮上场,一圈没打完就露馅儿,她说:“你这丫头片子原来不会打啊!”我涨红了脸说:“要是我实话实说,你哪会有我这样贴心的女秘书!”说完,几个人笑做一团。
一晃两年过去了,尽管我做律师没挣到什么钱,但我通过艰苦自学,拿到了法律本科文凭,而且熟悉了办理各种案件的程序,对全国律师业状况也多了一些了解。我感到尽管当时改革喊得震天响,但我所在的环境却死气沉沉,面对现状,我又毫无办法。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街上买了本《深圳青年》。杂志上刊载的全国十佳律师、深圳罗湖律师事务所主任傅志伟的事迹,让我眼界大开,心潮起伏,多年的梦想像长了翅膀,开始在不平静的心中恣意飞翔!两天后,在我草拟的停薪留职协议书上,主任在上面写了一行字:“冷春燕在外发生的任何事情,由其本人负责,概与本所无关!”看着这冷凉的字眼,我知道除了勇对风雨,已经无路可退。
自信闯关:我在深圳赢得“第一桶金”
1994年的深圳改革如潮,当时的深圳罗湖律师事务所作为改革试点单位,引领着中国律师业改革的方向。当22岁的我别离病榻上的父亲,义无返顾南下深圳,出现在“全国十佳律师”傅志伟主任面前时,别开生面的“面试”开始上演。
“主考官”傅志伟第一道题:“请你在纸上写几个字!”莫名其妙的我工工整整写了“冷春燕”三个字。主任看后说:“除了名字,还会写其他字吗?我又在纸上写了“深圳罗湖律师事务所”。傅主任一看说:“行!字写得不错,说说你为什么愿意到我这里。”我说:“这里充满竞争和机会,可以圆我的律师梦啊!”
仅仅半个小时,傅志伟被眼前这个“理想青年”所打动,当即拍板录用。深圳速度虽令我心花怒放,可我正赶上律师事务所改革,由此第一个吃螃蟹,成了全所不拿工资的打工律师,收入全部靠提成。这对于在深圳举目无亲的我来说,生存压力可想而知。
一晃一个月过去了,我分文没挣,从武汉带来的800元钱也只剩下50块钱。我准备先去餐馆打工,赚到生活费后再来做律师。我同舍有个女孩叫何静,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是傅志伟的助理。临别前,我决定用最后的钱,请她吃顿饭。本来那天晚上何静要与男朋友约会,见我诚心诚意,便电话通知男友改在明天。那个周末,深圳东门一家西餐厅,每人25元随便吃,我们在那里美美地饱餐了一顿。回到宿舍,我已经弹尽粮绝。
第二天星期六,何静与男朋友约会去了,我到所里收拾东西,没想到傅主任也在所里加班,正和几个当事人谈案子。快中午的时候,傅主任问我:“我的助理今天有事,你能马上出差吗?”一声简单的问询,令当时的我幸福得差点晕倒。我万万没想到,我昨晚的一次慷慨竟使我绝处逢生!我不由得深深感谢何静。
当天下午,我和几位当事人登上了飞往兰州的班机。案子是一起合资纠纷,深圳方告甘肃方违约,被告是一家地方政府。主任要求我办成一件事:立案。这种事正是我的强项。第一天我到法院,法院说立案的人不在,第二天法院说立案的人在,领导有事出差,不能立案。跑了整整两天,事情一点进展都没有。晚上,当事人请吃海鲜,没想到浑身过敏起泡,下半夜脸上开始浮肿,早上醒来照镜子,脸上肿得连鼻子都看不见了。几位当事人见到我的模样,吓得说不出话来。
这正是考验自己的最好机会!我一遍遍告诫自己,决不能空手而归。第三天上午,我到医院打了一针后,下午就带上墨镜和当事人去了法院,庭长见我脸肿成这样还来法院,对当事人说:“这个小姑娘我服了!”案子就这样立了。
随后,我感到被告财产有流失的可能,便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由于地方保护,两天后一点进展都没有,当事人都有老婆孩子,提前预定了周末返程的机票。星期五,我在法院磨了一天也不见效,快要下班时,我急中生智,先找到办事的人,恳请他下班后多呆5分钟。随后直接找到庭长办公室,再次申请财产保全,庭长反问我:“你凭什么知道财产会流失,拿出证据后我给你办,否则我办不了。”我说:“如果财产不可能流失,哪个当事人愿意白白交1万元的财产保全费。李庭长,我以律师的身份提醒你,如果将来因财产流失无法执行,我可以告你玩忽职守!”面对我的义正辞严,李庭长显得很不耐烦:“今天下班了,办事的人不在,星期一再说!”我说:“办事的人正在等您!我去喊他过来!”李庭长没想到我来这一招,只好在申请书上签字同意。
周末,我拿着出庭通知书飞回深圳。傅主任首先打电话询问当事人,当听到当事人说冷律师“职业精神和服务质量都OK”后,情不自禁地站起来为我鼓掌,所里的律师也跟着鼓掌祝贺。第二天,我收到了傅主任签出的一张5000元现金支票,这可是我赢得的人生第一桶金啊!面对这笔巨款,我除留下生活费外,剩下的全部寄给了在武汉的父母。
对于我来说,兰州之旅最大的收获不是挣了钱,而是体会到做一名律师的艰难和智慧。此后官司一路凯歌,当事人对我的服务质量非常满意,一连又给我介绍几个案子。我的服务领域不断扩大,先后参与办理了“深圳优秀文稿拍卖会”等大型活动的法律事宜。不到两年,我的业务能力跃升为全所的骨干,年仅20多岁的我成了当时国人羡慕的“万元户”。
永远先人一步
1993年底,正当我的事业越来越顺的时候,我决定打点行装离开深圳。有人不理解,在深圳干得好好的,怎么突然要走?其实我心里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我反复比较深圳和武汉后,发现武汉的法律服务市场空间非常大,很多领域根本无人去开掘,原因就是缺少深圳律师的闯劲和经验;而深圳的市场已经饱和,竞争主要在高端领域上展开,而我已经感到力不从心,长期下去,在深圳我最多可能做个二流律师;可在武汉,我就肯定会做成一流,甚至可以做老板。
离开深圳的那天,前来送行的傅主任对我意味深长地说:“小冷,深圳的精髓就是永远先人一步,如果说我做得比别人好,也是靠这个,将这条带回去,你将会很出色!”
回到武汉,我直接到武汉对外律师事务所应聘。我说:“我不会对所里抱任何指望,因为律师是个独立和个性的职业,但我会用业绩告诉您,我将是一流的律师!”我的自信让以谦虚为美的姚主任耳目一新,当即拍板录用我。
1996年初,武汉的律师事务所整体改制,我所在的所是试点单位。我感到律师改制是大势所趋,正当同龄的律师瞻前顾后时,我果断地将在深圳赚的钱全部抛出,组建了湖北得伟律师事务所。那时我刚好24岁,却成了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女合伙人之一,这让我尝到了先人一步的快感。
当时武汉证券业投机心理畸形膨胀,法律意识很淡漠。多年练就的市场嗅觉告诉我,这是法律服务市场的“肥缺”。为了有实力争夺这个“肥缺”,我报考中政大的在职硕士;在北京参加集训期间,参加了司法部金融证券业务培训班。
不久机会终于来了,那年10月,武汉证券业首起证券回购集团纷争终于浮出水面,经过一番外围了解,在同行们还没有回过神来时,我已将3万字的详细方案递到了证券公司老总的案头。老总读完我的方案后,毫不犹豫地将“绣球”抛给了我。我又一次尝到了先人一步的实惠。
历时两年的证券回购集团诉讼案,我代理的原告最终获得胜诉。此案震惊中国金融界,也使我在中国金融证券业名声鹊起,从此类似的业务不断。湖北证券公司老总亲自打电话给我,请我全权负责处理公司的债务纠纷。我初步清理后吓了一跳,公司的债权债务总额竟高达十几个亿。与此同时,我还涉足招投标等新的业务领域,担任了华中电管局局域网等高达上亿元项目的招投标法律顾问,为华中电管局避免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万元。不到两年,我的身价接近了百万富翁行列。
我从很多可靠信息渠道得知,中国加入WTO指日可待。1999年春节,我毅然放弃了国内挣钱的大好机会,一个人自费到法国留学。留学期间,除了上课外,我从不去打工,而是自选的另一门“课程”——找老外聊天,到全世界旅游。我的足迹遍及欧美20多个国家,对很多国家的风土人情和生活习惯了如指掌。两年时间,我在国外留学花了30多万,但我认为这很值,因为有了这段经历,我对老外的脾性和弱点了如指掌,我先让老外赚我30万,是为了将来赚老外300万!
2002年10月,我获得法国国际贸易硕士学位回国,成了武汉市惟一的中洋合璧的双硕士律师。因为我的特殊经历,许多外资公司闻讯后,纷纷通过各种方式找我,请我担任他们的法律顾问或代理案子。由于我熟悉国际贸易的游戏规则,办起案子来我如鱼得水。很多同行这才醒悟过来,纷纷出国“镀金”。而此时的我又有了新的创意,思考如何在国外办分所,然后做中国首家上市的律师事务所。尽管这只是个远景规划,但我想我只要先人一步,就一定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