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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午良诉陈廷一文字作品承揽合同纠纷案

目　录
案情简介 案件文书 　□ 民事起诉状（原告孙午良） 　□ 反诉状（反诉人陈廷一） 　□ 孙午良基本和解意见 　□ 一审原告律师代理词 　□ 一审民事判决书	□ 上诉状（上诉人陈廷一） 　□ 答辩状（被上诉人孙午良） 　□ 二审被上诉人律师代理词 　□ 孙午良书面陈述 　□ 孙午良对二审调解意见 　□ 二审民事判决书

案件文书

□ 上诉状（上诉人陈廷一）

上 诉 状

上诉人：陈廷一，男，65岁，北京人，现任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副主席，住北京市某区（其余略），电话（略）。
委托代理人：崔建格，女，出生年月（略），汉族，北京市某区（其余略）。

被上诉人：孙午良，女，出生年月（略），美国国籍。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看了市中院的判决，颇为不公。当初审判厅的气氛与今天判决书炯异，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特申诉如下：

一，科技、文化合同的特殊性不容忽视

　　我与对方(美国人)签订的合同，为其父立传，当属文化创意合同。它不是简单的承搅合同。对方要求“历史性第一，文学性要好“这些标准都是虚拟的，没有具体数字，不像单位承揽物品零件的生产，一是一，二是二，分毫不能差。因为是文化创意产品，有他自身的特殊性，弹性大，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看法，千人千看法，是很正常的。而市中院套用一般的“承揽合同”，机械认为：定作人的意志为上、承揽人要绝对服从。导致本案的误判。这里好有一比，像我们国家承揽外国卫星发射任务，这是科学，你定作人要要尊重承揽方中国的意见。合同的解除应该是双方坐下来达成一致，不能一方说了算，更不能霸道。一定要重视科技、文化合同的特殊性，万万不能与简单的物品生产承揽合同视为一谈。

　　在双方人格平等的条件下，对方应该要尊重创作者的劳动(作家是你请的，作家的作品你读过的，就是传记文学)，所以更不能张口骂人:“臭化(其父)!”用“臭”来形容人的作品，让人忌讳，尤其文人们。当时听了很冲动“另请高明”。要知道我也是写作出版了八十余部传记的知名作家，又是位老人，没被人骂过。问题就是出在对方这个“骂人的字眼”上，而对方听了我的气话，你不是说另请高明吗？单方提出终止合同。中院不该支持的支持了。

　　既然你中院支持了对方单方撕毁合同，根据《合同法》268条，造成承揽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可是中院并没有这样做，相反对方的损失由我来承担，收回首付。这是哪家的道理？希望高法给予纠正。另外，涉案人还要道歉，骂人不对。

二，我工作量的合同时间被忽略不计了

　　我与对方签订的合同起止时间为：2008年4月3日——2010年6月30日。合同时间共计27个月，完成书稿。退一步讲，假如按中院判定的单方终止合同时间为2009年7月28日计算，应该说我们的合同已经执行了16个月。说明作家方已付出了长达16个月的劳动。全定额报酬为30万元，16月的劳动我应得18万元，结果法官视而不见合同执行的时间，只判了我应得7万元。这是哪家之理？他们美国人一年平均工资六、七万美元，我这个中国作家花了一年零四个月时间，只拿到了1万美元。请高法明断。

三，判决书对我创作的工作量被大大的忽视了

　　为人立传，工夫不在写作文字的多少上。如果把立传的总工作量作一个比喻，写作前的准备工作工夫要占2/3，而写作成文过程即为1/3。这叫“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是我写作80多部书的经验，也应该是所有中国作家的共识。尤其是为涉案方为一个98岁的老者立传，前期准备阶段的付出更多，可是法官只看到后期写出来的多少文字? 没有足够看到前期无形劳动的付出，再次导致误判。我们的合同总额完成价是30万元，那么按2/3的工作量已完成，作家应该得到20万元。结果只判我得7万元，我觉得好冤。请高法澄清我的工作量。

　　关于前期写作准备的工作量？我这有一组数字: 且不说走万里路的采访，也不说列写《四十章纲目》的艰辛，且说阅读传主生坪资料库，都是传主自写的蝇头小字，像在考古，拿放大镜还看不清楚。我坚持看了八个多月，硬是把其父的31本日记、信件、文件，口述，共计2641页，还有其它家谱、宗谱等史料，共达361万多字，每天近2万字，把传主人生剖析一遍，去伪存真，列出题纲。其工作量之大之艰辛，都是常人难以置信的。

四，我与对方签订的合同，首付2万多美元，折成人民币15万元

　　我现在仍认为是首付定金。为什么这样说?我个人不是开公司的老板，仅是一位有名声的退休作家。你美国人不远万里登门找名人作传。应该说请名人立传，名人能答应下来，是要付定金的。在其单方面撕毁合同的前提下，这2万多美金是不能向作家一方追讨的。况且对方也讲过此话，工作量(包括合同执行时间)过半，不在追讨首付金的。希望高法给予支持。

五，在这份合同中，对方埋伏了政治陷阱

　　通过我大量阅读卷宗，发现对方其父早年入党，他二十年代在南京被捕，主登报声明变节。这是白纸黑字，是改不了的。对方也曾多次暗示艺手下留情。后来我又通过谈话了解到，对方为了死去的父亲党龄一事，曾多次从美国飞回国来，找其父工作单位的上级一一中科院组织部，为其父平反昭雪，均受到了拒绝，这才找上我写书宣传，为平反造势。我写前三章看完，对方却说“贬义词在字里行间到处可见才，祖父睡当铺阁楼地板就是突出的一例。”这是在暗示我。我心想写“祖父睡地板”的情节都是贬低，且投敌变节该如何写呢？同时大讲保密之事。连我采访的笔记本都要收缴。我与她争执，她就张口骂人。我有另请高明的气话，才有前面提到的对方单方撕毁合同一事。我认为这里面有政治陷阱。作为一名党员作家，我创作是有政治底线的，希望法官也要有政治敏感性。

六，我是负责任的合同履行者

　　我是一名老作家，今年65岁，党龄已经40多年，做事讲求认真、守信。在对方单方撕毁合同的日子里，我仍信守着在合同中的承诺：真诚合作。我坚持在合同期内的2010年3月16日，全部完成书稿写作，共计40章，30万字。实事求是说，保留了我的“政治底线”。打印书稿交其母亲手中阅读后，其母说“写得不错谢谢你的劳动。女儿学工的不太懂，有点拧，工作我来做。”同时此稿也送到中国传记学会会长手里，说“我的另一部力作”。北京大学的文学教授看了也都有合格的鉴定。我恳明高法要认真尊重作者的全程创作劳动，不能以单方撕毁合同为算。我不要30万，承认骂人不对，道个歉，20万拿走，行不行?

　　但我声明一点，在对方骂人的时候，我可以停笔不写。但你们要知道我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因为准备了那么长时间、看了那么多的资料(360多万字)、花费了那么大的精力，不吐不快。这恰恰说明是我在前期准备工作中是下了大工夫的。这也是作家创作的一般规律。同时也标明我的守信。希望法官明断，让我们的国徽史鲜亮些。

　　鉴于六点，以上对此案的判决，于情、于理、于法、于工作量、于合同执行时间、于文化的特殊性都是有悖的。请高法逐一核实。我相信阳光一定能战胜黑暗。

陈廷一
2011年10月28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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