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少的另一层原因

北京长济律师事务所 刘畅

　　在我国，众所周知的无罪判决少见。多数能够判无罪的案件都是以不予立案、不予起诉、取保候审、撤回起诉、公安机关撤案等不了了之的方式处理的。
　　即便审理的案件确实已经可以判决无罪，法院也会尽力协调检察官，希望检察院能主动撤诉；或者先建议检察官“向法院建议补充侦查”，然后等检察官把案子拿回去后，再说服其不要再把案子送回来了，按照自动撤诉处理。
　　再往下，如果有罪、无罪的事实并不那么明显，法院还可以以减少认定犯罪数额、犯罪情节等手段，把刑期压下来。只要把刑期压到接近被告人已经羁押的时期，那么宣判后，被告人就可以经过“折抵”的方式直接释放或很快释放。
　　还有时，法院会无视检察官提出的罪名，以较轻的类似罪名判决。
　　所以，只有在检察官太过死硬，而法官又不愿意背黑锅时，才会出现无罪判决——当然，我们就不讨论被发现是冤假错案后的改判了。
　　我国刑事领域的上述情况，常常被人归咎为“公、检、法”是“兄弟单位”；或者“法院不独立”；又或者“法院怕检察院的监督”。
　　但是实际上，我们常常忽略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一旦出现无罪判决，肯定会有很多麻烦的后续情况——我说的算是客气的了，在公、检、法同志的眼里，错案追究制度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参与办案的公安、检察机关人员，至少得4个人接受内部调查（2个承办人+2个案件的陪同办理人员，4个人接受调查绝对是最少了）。调查什么？腐败、渎职、业务水平不佳、党性不强等等。当然了，法院的人员、被告人、律师可能也要接受调查。
　　然后就是出调查结论，看看该不该罚谁。
　　诚然，做错了事情就应该付出代价。但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公、检、法的追究制度实在是有些过分了，以至于起到了扭曲的作用。
　　打个比方来说，规定杀人可以判到死刑，我们说这个规定是恰当的，有利于社会稳定。但是如果规定乱丢垃圾可以判到3年，那我们肯定说是小题大做。
　　凡小题大做的惩罚，都会产生以下3个结果：1）让人们把大量怨气、愤怒、嘲笑、轻蔑对准立法机构；2）极大的杜绝这些“小题”的发生；3）极大的助长掩盖错误的行为，并杜绝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的可能。
　　历史上不是没出现过类似的事情，秦朝以严刑峻法著称。战争时期，严刑峻法让秦人非常有组织性和战斗力，战争胜利后的利益分配又安抚了受到严刑峻法压力的秦人，秦国最终力压六国。但这之后，秦朝的敌人大减，严刑峻法积累的怨恨无法通过战争充分释放，最终只能爆发窝里斗。
　　这就可见，小题大做在紧急情况下（比如战争时期）是很有必要的，但在正常情况下，就是滥用权力，迟早要招致大麻烦。
　　再说回我们的公、检、法同志。人家也是人，是人就会犯错误，他们案件多、工作、培训压力都很大，犯错的可能性还会进一步提高。如果错案追究制度在操作上太过严苛，所能起到的效果只有两个：1）谁倒霉，碰上故意杀人案的被害人起死回生这种事情，就等着坐牢、自杀吧。2）大部分人运气没那么糟的，小事情掩盖一下、协调一下就过去了，根本不会有人冒险承认错误，更枉论改正。但长此以往，就会养成一些不严谨的坏习惯，而且从概率学角度说，迟早也会有人出问题。
　　这样，错案追究制度就成了一种作秀式的惩罚。它确实能够激发办案人员的责任心；但同时也让一些错案更容易一错到底，能承认、改正的人不敢做，能纠正的人也怕坑害了前者，最后被牺牲的就只有被告人了。
　　从这个角度看，很难说严酷的错案追究起到的正面效果更多，还是负面效果更多。
　　说白了这是一种比较不成熟的、天真的、单纯的、固执的正义主义世界观。它力求靠强大的惩罚力度，提高人们的主观防范意识，进而降低犯错的几率。这虽然看上去美好，但一碰上现实的残酷，往往会被扭曲，产生它本来致力于对抗的危害。就好像如果你要医生治病救人，就得忍受他们有时候会救不活人，甚至会治死人。医疗事故鉴定当然存在，但宽严口径却必须谨慎把握。
　　再换一个角度来看：一个开了10年车的人，大概不可能一次违章都没有。一个干了10年的会计，大概也不能一个数字都没算错过。
　　我们应该在承认、改正、容忍和惩罚错误之间寻求平衡，正如我们在效率和正义上所做的那样。
　　实际上在我看来，正是我们有太美好和幼稚的愿望，以至于难以坦然面对错误，最后就使用极端方式来进行逃避——建立一套严酷的制度，然后把错误完全归咎于无法适应这些制度的个人——这不是逃避是什么呢？
　　正确的方式是建立对错误的分层惩罚制度，保留人们承认、改正错误的可能性，降低其掩盖错误的动力。一味地追求“绝对无错，错了就狠罚”，只能扭曲善良的愿望，最终扭曲正义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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