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案例追踪

目击证人索要“重谢费”嘲笑公权

【案件回放】

　　据《法制晚报》报道，2008年4月13日，河南省洛阳市某驾校校长王浩冒雨步行回家被汽车撞伤，肇事司机逃逸。警方在侦查这起肇事逃逸案件时，因暂时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而搁浅。 直到2008年9月9日上午，雨夜被车撞伤而找不到肇事者的王浩，仍然在等待索要10万元“重谢费”的目击证人提供肇事逃逸者的线索。
　　此案引起了媒体的关注，法律专业人士也纷纷发表评论。有律师就此事发表观点时认为，目击者小亮等人索要“重谢费”的行为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首先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按照法律精神，任何公民都应该有同犯罪现象作斗争的义务，因为金钱的原因而放弃这种义务是不应该的。其次，假设小亮等人确实是当晚的目击证人，就有法律上作证的义务。而从2000元的感谢费开始，他们不停地把费用一直加到10万元，已经涉嫌了敲诈勒索罪。公安机关依法应该对他们采取必要措施。
　　另外一些律师则对此事提出了不同意见：“重谢”是什么标准应该由他们双方来协商，取得一致意见。这实际上是一种承诺合同的民事纠纷，上升不到刑事责任，小亮等人不应该承担刑事责任。当然，法律上规定公民有作证的义务，但是当公民不履行这个义务时，公权机关不得采取强制措施。公安机关侦查交通肇事案件，可以从其他渠道想办法，不应该对小亮等人采取刑事手段，否则公安机关的行为就是违法甚至是犯罪的。

【律师视点】

　　笔者认为，根据现有法律规定，如果目击者有作证能力，其确有作证义务。但法律并没有规定其不履行上述义务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所以可称为“倡导性义务”。没有“重谢费”不作证，是基于双方的民事行为产生的，具有合法性，不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罪。为什么会有人认为存在构成敲诈勒索罪的嫌疑呢？那是因为这些人机械地理解敲诈勒索罪的构成，在价值取向上倾向于社会安全保护，轻视公民自由保障，将“被合法的强制”也纳入敲诈勒索罪的藩篱，不当扩大了刑法的适用范围，侵害了人权。法律实务界有此观点，刑法学界也有此理论。
　　事实上，车祸目击者没有“重谢费”不作证，是个伪问题，真正的问题是：谁才有义务调查获取车祸中司机肇事的证据。如果仅仅是一般交通违法，普通的民事索赔，举证义务自然在当事人自身，举证不能，则索赔无望。如果因公权管理不周，如车牌悬挂管理不当，致民事诉讼的当事人难以获取其主张的关键证据，则公权有失职的嫌疑。至于涉嫌交通肇事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举证责任是国家公诉机关，公民高兴为之作证，那是对公权的帮助；公民拒绝作证，公权并无权力强制公民作证。基于此，西方国家在对刑事案件证人是否履行作证义务的问题上，大多以“人权第一”为由，严格立法规定并保护了证人的缄默权。
　　可见，车祸目击者，索要“重谢费”，没什么大不了的，其道德上的可谴责性应该越来越少。这类事件的发生，侧面反映了公权的无力与懒惰，是在嘲笑公权的窝囊。即使豁免公民的作证义务，此类事情同样可以圆满解决：增加公权义务，提高公权运行质量，如车牌设计水平再高一些，车牌悬挂管理再规范一些，对无法确认肇事者的交通事故受害人建立公共赔偿机制等，不都是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