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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富士康的工人罢工，你支持吗？

《在线律师》网特约撰稿人 杜蘅

　　如果富士康的工人罢工，你支持他们吗？

　　最近富士康接连发生员工自杀事件，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工厂？外面无数未就业的劳动力期盼着能进去，里面却在报废着一个个生命。这时，有人开始设想，富士康的工人假如联合起来进行罢工，要求改善工作条件，那将如何？

　　首先在经济学界产生了争论，一方认为罢工是一项基本人权；另一方认为，支持罢工的人都是愚蠢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反对罢工一方引用了以下九大理由：
　（1）同情心。虽然身体力行地为穷人做些事不是很容易，也很少有人愿意去做，但是支持罢工，贩卖廉价的同情心，没有任何成本，为什么不做呢？
　（2）仇富。罢工的工人都是穷人，就算再怎么有钱的雇员，相对于雇主照样很穷。对于穷人的行动，尤其是穷人对抗富人的行动，你怎么好意思说不呢？
　（3）理解力。支持罢工的理由很简单，穷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抗邪恶的资本家。但是，认识到罢工只能以伤害所有人的利益为基础来改善一小部分罢工工人的利益，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4）说服力。当知识分子支持选择是否支持某项观点的时候，更加重要的是看他能不能说服别人相信他。知识分子对很难理解罢工并不能改善工人整体的状况这一点，说服读者去相信这一点就更加困难了。而说服读者支持罢工，你所做的就简单多了。
　（5）名声。支持罢工你可以获得劳工之友的称号，但反对罢工，你则是资本家的帮凶。名声对知识分子很重要，没有名声的知识分子只能更加依靠政府的豢养。
　（6）利益。知识分子作为贩卖观点的二手贩子，他的雇主是那些购买观点的普罗大众。支持罢工可以雇主赢得更多的喝彩和捧场，可以得到更多的支持，赢得更多的利益，短期的和长期的。
　（7）反市场的心态。知识分子对市场天然的仇视态度，他们不喜欢看到市场按其自发秩序运行，他们希望更多的干涉，希望控制市场，使市场按照他们的意愿运行。
　（8）大政府主义。任何一个罢工的人都希望获得政府的支持，尤其是立法方面的。知识分子支持罢工，同样希望罢工获得政府的支持，他们要求政府支持甚至接管罢工中存在的对雇主方的强制和破坏行为，限制资方解雇违规人员，阻止资方将损失减到最低。
　（9）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心态使他们希望政府干预社会运行的一切方面，他们也许会反对很明显的国进民退，也许他们希望政府控制不要那么直接和明显，但他们显然希望政府控制或支持的势力干预社会运行的一切方面。要求政府对罢工的支持，就是很典型的一例，政府对罢工的支持，实际上是由政府参与到劳动力定价这一市场过程中来。

　　这是九条很厉害的诛心之论。但是我觉得，可以提出针锋相对的几条反驳，同样可以诛心：
　（1）同情心。不管支持还是不支持罢工，那些认为自己对问题发表客观意见的所有“反知识分子”，不都是在贩卖廉价的同情心吗？虽然有的同情工人，有的同情资本家。可能站出来反对工人的人，因为逆潮流而行，特别收获了那种因为特立独行而有的那种智识上的优越感呢。
　（2）媚富。罢工损害的直接对象是有钱人。我也希望成为有钱人，我成了有钱人也不希望这帮穷人打自己的主意，最好让他们总是处于艳羡的状态。所以，我为什么要反对罢工呢？
　（3）理解力、说服力。当反对罢工的时候，重要的是看他能不能说服别人相信。但只要别人不相信，那肯定是他们理解力有问题。所以支持罢工的人理解力有问题。这就是反罢工者的荒唐逻辑。
　（4）名声、利益。支持罢工的人获得名声，只是因为他们人多势众。反对罢工则能获得智力超群的少数人的光荣。这才是知识人的最高荣誉。
　（5）真理掌握者心态。反罢工，因为我们掌握了真理，我不怕谁。我希望世界按照我的真理运行。
　（6）听话政府主义。其实不管大小政府，关键是政府听不听我的话。反对罢工的人和资本家也想得到政府支持，让政府不要去支持工人。听我的话，就是好政府，就是小政府。
　（7）无政府主义。其实无政府主义不是什么不要政府，而是只是在对我有利的情况下，不要政府，因为这时我本人的优势就能够搞定一切了。你政府一来，我就没优势了，那些弱势的人反而有了优势，所谓弱势群体惹人怜嘛。反罢工，其实不是不让你罢工，只是说政府赶紧立个法，宣布他们为非法，这样你罢了我也不怕。

　　但是这种互相之间的诛心之论，除了进一步激发彼此的对立外，是不可能有什么结果的。所以，必须进一步提出相关的理论证据。于是，反罢工的人提出了这样的证据：“罢工与辞职、旷工不同，罢工不仅仅是工人不上班，而且还不让愿意上班的工人来上班。而如果不是用强制手段，比如说强行占领工厂、或者堵住工厂大门等手段，那么罢工的工人是无法阻止别人来上班的。而如果不能阻止愿意上班的人来上班，那么罢工就不可能成功。罢工，指的就是这种强制手段的使用。它之所以是一种强制，第一，它阻止资本家雇佣别的工人。它侵犯了资本家的自由。第二，它还侵犯了其他工人——劳动力市场上急于找份工作的人——的自由。因为，如果罢工的工人只是简单的辞职，那么他们本可以获得这份工作。所以，关键是强制力的使用。假定富士康的工人罢工，如果他们不能阻止资本家与其他农民工签约，那么他们不可能成功。因为富士康的工资还可以，等着进厂的人多了去了。所以，罢工的本质特征是占着位置（强行的）、但不工作。由于占着位置，想工作的人也没法来工作。”

　　针对这一论证，我觉得有以下三个要点可以提出来讨论：

　　第一，罢工是一种违约。但违约这个方面本身不足以成为反对罢工的理由。人们首先会去考虑这一违约的实际理由是什么。这里，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我想指出的是：违约本身不是问题的关键。违约肯定不是一个作为反对罢工的理由，因为问题显然不在违约与否。经济生活中违约的情形多得去了，关键就在于当事人，尤其是被违约方对其权利的处置。所以，违约之后他的选择才是关键性的。违约的合同双方可以通过违约后的行为修补，对违约既往不咎；或者被违约方行使权利，予以追究。

　　第二，于是问题就出在第二个要点：在罢工的情况下，雇主丧失了自己的处分权利，因为他无法通过重新雇用工人或让不罢工的工人继续工作，而形成与罢工工人对峙的可能，在此情况下，他就无法通过行使自己解除合同的权利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是，这里涉及到对罢工本身的概念的看法。上述反对罢工的理由很专断地把罢工界定为只是工厂一部分工人的组织行为，因此，他们必须暴力组织其他部分工人。但这是不是罢工这个概念成立的条件？这样界定，就把实际的某些偶然的经验当做它的必然内涵了。我为什么不可以设想这个工厂工人的“总罢工”呢？因此，我觉得并不存在一般意义上通过经济自由反对罢工的理由，只存在在具体个案中反对暴力的理由。如果这样来理解罢工，那么罢工也不是对雇主自由的侵犯，因为工人们给雇主施加的压力，和雇主通过提供或者拒绝工作机会给工人施加的压力，本质上是一样的。

　　第三，上述反罢工的论辩提出说，罢工者占着茅坑不拉屎，既损害了雇主，也损害了其他自由劳动者的就业机会。我觉得这也是不能成立的。工人在未罢工之前，这些未在职的劳动者对职位已经没有利益可主张了，如果他们不罢工，这些未就业者就将继续缺乏这种机会。现在他们罢工了，但他们还占着职位，这对那些未就业者的就业机会来说，没有造成任何影响；那么如果我没有对你造成任何影响，我怎么可能损害了的利益呢？即使假设有影响，那也仅仅是给了他们批评的口实，激起他们本不该有的希望。他们实现不了这个新出现的希望，这难道成了罢工者对他们利益的损害？这就好像说，我有一块面包，我有处分它的自由，我本来可以吃掉它，尽管很难吃；最后我讨厌它太难吃了，大骂一声把它丢到了粪坑里，一个乞丐看见了，就说我侵害了他的利益，因为我不吃，本来是可以给它吃的。这除了我有点缺乏中华民族的美德外，难道我没有这个权利？

　　我的立场是：支持罢工的权利，但反对具体实施过程中的暴力。实际上，在中国的语境下谈论罢工是件奢侈的事情。我们的工人阶级以罢工起家，但在工人阶级的政府下，却丧失罢工的正当性。一般的意识形态认为工人的国家是不可能也不必要有什么罢工的权利的。然而实际上呢？作为主人翁的工人还是工人，他们还是要在工厂里听从指挥，任人摆布。不同的是，现在，革命胜利之后，他们却丧失了权利。如果富士康的工人竟然组织起来罢工，我想，那将是一个重要的证据，说明这个社会还有能够组织起来的反抗意志。在当下这个到处充满非理性的暴力的社会，有组织的表达抗议的形式，将显得尤其珍贵。只有通过组织，非理性的暴力问题才有可能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