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百态〗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随着2010年世博会临近，上海市政府开展了劝阻市民穿睡衣出门的活动。距离世博会馆较近的小区纷纷打出“睡衣睡裤不出门，做个世博文明人”的标语。这一系列做法引起了上海市民争议，也引起了社会上广泛的热议。有人持赞同的声音，有人持反对的声音，还有人发出了另一种更加深远的声音。〖聚焦〗
一、上海人与“睡衣门”
（一）上海人穿睡衣上街的缘起
凡有过上海体验的人都知道，上海人素有穿睡衣上街的习惯，这被看作是上海市井文化的典型画面。旧社会，睡衣通常属于两个人群，一种是有钱人，显示悠闲；另一种是娱乐场所的人，比如舞女，显示风韵。建国后，睡衣逐渐普及。在70年代，上海人穿睡衣上街一度成为城市景观，是追赶时髦的潮流，“睡衣漂亮”、“睡衣显示我生活得比较舒适”是那个时代追赶潮流的人普遍的想法。然而，随着旧式生活的远去，依存的睡衣习惯渐渐成为“文明”的大敌。（二）上海民众对穿睡衣上街的看法
早在2006年，上海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曾开展“上海市家庭文明状况调查”，其中就将“穿睡衣外出”作为一项不文明现象。该调查显示，穿睡衣外出等现象未得到明显改观。16.5%的人表示自己或家人经常穿睡衣外出，25%的人表示有时会。
上海热线网(www.online.sh.cn)上的名为“上海人爱穿睡衣上街，你怎么看？”(2009年7月20日发起)的调查显示，截至目前，认为是“素质低，不文明的表现”的占多数，但也只有42.03%。认为“很正常没有不文明，只是图个方便”占到33.95%，而选择“上海人穿睡衣上街很正常，看不惯就不要看”的也有24.02%。也就是说，不反对穿睡衣的人数相加倒是超过了半数。
二、对上海“睡衣门”的不同声音
（一）支持“睡衣睡裤不出门”的声音
从今年7月下旬开始，上海部分居委会干部工作内容又多了一项：劝导本小区居民不要穿睡衣睡裤出门。一些地方甚至还组织了劝导队“志愿者”，多由居委会退休老人及在沪打工白领（参加此类活动可以积分，有望申领上海户口）等组成。志愿者佩戴红绸带，衣着整齐地立在小区门口，看到有穿睡衣的居民便会上前劝阻。“这是国家的脸面问题。”浦东昌里东路齐八小区居委会主任沈国芳说。
虽然穿睡衣出门是一些上海市民的生活习惯，但上海毕竟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此前曾有外国人将上海市民穿睡衣出门的现象当做新闻报道了出来。如今上海市正在全力准备世博会，这是全面展示上海市以及整个中国社会形象的盛会，直接关系到全世界对中国文明的认识与感知。为此，要求市民“穿睡衣睡裤不能出门”，其实无可厚非。
今年9月，上海市市委书记俞正声在接受香港记者吴小莉采访时表示，筹办世博会有三项计划，相比市容整治和窗口服务单位的服务素质这两个方面，上海在市民文明状态的改观上进展迟缓。其中，穿睡衣上街即俞书记所说的难改陋习之一。（二）反对“睡衣睡裤不出门”的声音
1、所穿睡衣并无不得体
很多上海市民认为，这些睡衣格调挺健康，既不暴露，也不怪异，最多有点朴素和亲切感。相比某些盛典红地毯上那些女星们袒胸露背的晚礼服，相比某些舞台上那些艺人们披挂褴褛的奇装异服，相比影视里挤沟爆肉、争奇斗艳的服饰，上海人“睡衣”的格调健康质朴，并没有离谱。
2、不能脱掉上海派的余韵
有很多上海人认为，让上海人脱掉睡衣，那就等于脱掉海派的范儿！他们穿睡衣出门的理由看起来合情合理：不走远的地方，不是出席正式的场合，不在外面停留太久。他们没有穿着“睡衣”去“听音乐会”，只是在居民区，生活区附近，穿着随意、休闲、舒适一些，并不伤大雅。“要是真有人衣冠楚楚到菜市场超市，才会被另眼相看。”在他们看来，慵懒随性的生活里透着海派的余韵。
3、不欣赏应试型的面子工程
上海举办世博会某种意义上无疑是一次全方位的“考试”，上海市政府在“应试”过程中，积极为世人呈现良好的一面并努力追求完美固然没错，但不应该滑向为考试而考试的漩涡中。为了形象而做一些面子工程而不为民办实事，甚至以损害公众的基本权利为代价，这将不得民心。对于像齐八小区那样的文明着装劝导活动，上海市民李恺艳觉得这样的小题大做“有点傻”，“穿什么还需要别人来管吗？”再说，“为了世博来这样搞一搞，有点应试的感觉。”
4、反对行政权力的触角伸得过长
反对者认为，面对上海人固有的穿睡衣睡裤上街的生活习惯和市井文化，政府试图用一种强制性的要求来规范和限制，这难免会给人一种行政权力触角伸得过长的感觉。面对行政权力之手伸向睡衣，人们感觉到社会的自由度在降低，感触到自己的私权利在受到公权力的侵犯。
5、批判政府自信心不足
很多上海市民认为穿睡衣裤上街并无伤大雅，和素质、文明更是搭不上边，这只是一个习惯风俗问题。上海政府为何对一件睡衣如此耿耿于怀？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上海“自信心”不足的表现——过于看重别人的评价，总想展示出最好的一面，过分在乎别人的态度，陷入到了国际化中不能自拔。
三、对“睡衣门”的思考
（一）政府不该动用公权禁睡衣
一般来说，睡衣睡裤穿在家里，穿之出门确实不大雅观。但动用行政资源，对此形成高压态势，公权就越过边界了。
除去特殊职业群体的特殊时间，穿衣本质上属于个体自由选择的范畴，如果把本应是价值倡导和价值示范的生活方式，“升级”为行政命令或行政权力强制规范的对象，或多或少都与公民社会的内涵和“宪政”的精神实质存在相悖的地方。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做法还可能引起人们的反感心理和逆反行为。就像一些人所调侃的，以后我可以不穿睡衣睡裤出门，但我要穿着内裤出门甚至裸奔。假如真有“好事者”如此实践，上海市政府是否又要再次作出另外一种强制要求呢？
政府应该在社会中提倡包容的精神，倡导兼容并包的城市文化。至于有的市民穿睡衣上街那是个别人的行为，并不能代表上海，因为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都市大了，什么人都有。（二）公民的正当私权利应该受到尊重
一个城市如果管制的太多了，那会让适应了世界一体化自由开放浪潮的大都市人觉得很不舒服。上海市的这项要求难免会引起经过多年普法教育、法治权益意识日益强化的广大民众的质疑和不满，认为公权对私权构成了侵犯与挤压。
在中国这个长期受到封建礼教思想影响的国家，传统的思想观念大多都在强调大局，而个人的权益和利益意识往往被忽视和淡化。在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自己的传统式睡衣，古时睡衣大都短装，与外面的长袍有区别但不大。那个礼教严格，清规戒律甚多的封建时代，没有哪家女人敢于不分场合随便乱穿睡衣。别说穿着睡衣逛大街压马路，就是在公婆面前也不敢如此放肆，轻者被人在背后吐唾沫戳脊梁骨，重者招来恶语怒斥，甚至被打入不守妇道之列。
从文革时期的全民“深灰蓝”到如今街头的“百花齐放”，而今人们的衣着打扮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今不要说睡衣睡裤“解放”出场，就是“露脐装”走上街头也不再让人惊慌。只要不是法规禁止的“故意裸露”，衣服怎么穿，基本上没人干涉，这既有思想观念的改变，又有对公民权利的尊重。现在上海要开世博会，睡衣睡裤不给穿到外面去，这固然能体现我们在仪表上的重视，但是“运动式执法”的态势还是让人添堵，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有什么权利限制别人穿睡衣？再说，不经意穿件睡衣下楼，只是在社区里买个东西，就被戴红袖章的值勤人员劝阻回去，这不是干涉人家自由吗？法律法规都没有这样的限制，仅仅凭没有建立在民意之基上的个别领导一句“睡衣外穿是陋习”，就派出大量人员在各个社区“严防死守”，这不但浪费了行政资源，也是对公民权利的藐视。
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胡守钧认为，居委会可以倡导不穿睡衣上街，但是无权禁止或变相禁止。虽然他本人坚决不赞成穿睡衣出门，但也反对强制或半强制性地禁止居民穿睡衣上街。
世博会重要，公民权利同样重要。“穿睡衣睡裤不出门”，政府可以引导倡议，但动用公权强制“取消”，这有侵犯私权利之嫌疑。
（三）政府应该做什么
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的张念认为，传统自由主义对个人自由划出了两个边界，一是自愿，二是不构成对他人的伤害。这里的“他人”更强调的是公共性。就这两点来看，穿睡衣的危害性并不大。“至于政府机构，应该是公共性格的示范，而不是具体公民公共性格的强制塑造者”。
“世博会比较理想的状态，是一方面提高政府的效率和依法执政的水平，另一方面提高居民的自主意识、主体意识。而不应该是政府管得过细、过死，包揽一切，那样社会和居民的自主意识就会萎缩。要充分发挥每个居民的积极性，以参与办世博而自豪。”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胡守钧说。
我国是依法治国的法治国家，法治社会的政府应当依法办事，尊重并保护公民的正当自由和合法权利，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扮演一个服务型的、负责任的大国的政府形象。
（四）对“睡衣门”的反思
世界文明的发展，总体趋向是更加文明。但文明不是强制与统一，而应体现自由与包容。换言之，只要不触及法律，符合社会道德观念，没必要人为扼杀公众的文明自由与个性。变相“禁止”公众穿睡衣外出，除了涉嫌侵犯私权利之外，对国人衣着文明的个性是否存有偏见，颇令人深思。
除了“睡衣门”，社会上还有着更多老百姓所切身关心的问题。《英汉大辞典》的主编陆谷孙日前撰文《为什么不可以穿睡衣上街？》，表示是否穿睡衣上街是个人的自由，如果禁穿睡衣上街是为怕“丢人”，那么“为什么环境污染得这个样子倒不觉得怎么丢人呢？社会的种种不公平腐败和贫富悬殊怎么不丢人呢？”更有一种尖锐的意见认为：难道穿衣戴帽，比权力钓鱼对上海形象的戕害更严重吗？建议政府相关部门不妨拿出查禁睡衣的劲头和效率，来整治如钓鱼执法等这些切切实实的侵害百姓的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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