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律师的风光与无奈
三秦都市报 林世钰 来源：正义网
http://news.jcrb.com/zyjd/bwcj/200812/t20081225_117751.html
青年律师在法庭上唇枪舌剑，光鲜的背后却充满了辛酸。
在律师界流传着一个笑话：一个律师执业半年了还没有案源，就和老婆闹离婚，自己为自己“剪彩”。
这个笑话道出了青年律师的辛酸。在普通人眼中，律师“出有车，食有鱼”，外表光鲜，在庭上慷慨陈词，谁知道律师背后是满腹辛酸，天天为稻粱谋却可能食不果腹。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国共有律师14.5万人，2007年人均收人16万余元，但占律师总数60%的青年律师人均收人不到10万元，有的年收人不到2万元。
案源少、收人低，同时还要面对不容乐观的司法环境和执业环境，这让在夹缝中挣扎的青年律师不无感慨：律师行业就像钱钟书先生笔下的“围城”，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冲出去。
“二八现象”:律师界的两极分化
在12月6日召开的第四届中国青年律师论坛上，中华全国律协会会长于宁介绍，现在律师行业呈现出的“二八现象”尤为突出：即20%的律师占有80%的律师业务，80%的律师却在激烈争夺着20%的市场份额。
“一般人碰到问题会犹豫找律师还是找关系、找官员，这种观念的差异导致法律服务市场发育不足，影响了整个律师行业。律师可发挥的空间很小，在夹缝中生存，青年律师的生存状况就更成问题了。”于宁说。
于宁说到的“80%”争食吃的律师，大部分是青年律师，在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张鸿律师就是其中一位。他2003年通过司法考试后，在一家小型律师事务所实习，每个月拿1200元钱，此外没有任何补助。
“我每个月房租、车费、通讯费、伙食费加起来3000元左右，这点钱实在无法维持生活。”于是，整整三年，他负疚地接受父母的资助。直到两年前换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后，他的境况才慢慢好转。
张鸿认为，因为律师事务所的分配机制是以案件提成为主，没有案源，意味着没有收人。而对于青年律师来说，案源是最大问题。“我在律师事务所干了三个月，才等来一个劳动合同官司，收了1000元代理费，当时激动得晚上都睡不好觉。”
5年过去了，如今的张鸿，以打劳动官司为主，虽然没有香车豪宅，但凭着敬业精神和良好的口碑，案源比较稳定，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在北京有了自己的房子。
与张鸿相比，小洪的实习生涯就更惨了。他在中国政法大学上学时就通过司法考试，毕业时因为喜欢律师自由的工作状态，回长沙一家大型律师事务所实习。“当时想到这家律师事务所实习的人挤破头，据说主任都把手机关了，怕有人说情。我能进来已经很满足了，根本就没有想到律师事务所给我薪酬。”整整一年时间，他在前台负责接听咨询电话，记录潜在的案源。“我工作比较认真，客户对我的解答满意，这部电话为律师事务所带来了几个案源，于是从第二年开始，律师事务所给了我每个月700元的薪酬。”
实习期结束后，小洪拿到了律师执业证，到一家中型律师事务所当律师，执业生涯的头三年步履维艰。“因为没有什么案源，律师事务所就让我做法律援助案件，每个刑事案子500元，一年做二三十个，收人很低。因为我做事比较负责，得到了一些政治上的荣誉，媒体也进行了报道，一些客户开始主动找我了。”
经过三年左右的案源匮乏期后，小洪的事业终于慢慢有了起色。而与此同时，他原来当律师的同学，很多已经改行当公务员或者下海经商了。“头三年是个坎，迈过去就会好很多”。
与刚人行的律师捉襟见肘的困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深律师“挑肥拣瘦”。一个北京资深律师主要做知识产权和体育方面的法律事务，他说自己这几年几万元的业务都不接，每年做四五个大单就有上千万的收人。听了他的介绍后，旁边的青年律师啧啧感慨：要是能把小单给我就好了!
据了解，国内首次针对律师生存状态的问卷调查显示，42%的律师一年办理诉讼案件的数量不足10件，62%的律师一年办理的非诉讼案件的数量不足5件；从业3年左右的律师平均年工资在三四万元左右，除去办案成本后，收人只够“糊口”。而且，还有一些“新律师”由于找不到案源，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没有任何收人。
得不到当事人信任的背后
“男律师点头哈腰，女律师打情骂俏”，这是北京的张辉(化名)律师对当前律师与法官关系无奈的描述。
35岁的张律师曾经在江苏徐州某县城执业8年，2004年到北京发展。离开徐州的原因居然是逃避喝酒。“那时一天三餐有两餐都泡在酒桌上，他们一个劲让我喝酒，不醉不让下桌。我的几个同行都喝成胃溃疡了，我想要这么喝下去，早晚都得垮了，于是就跑到北京来了。”
记者一个当律师的高中同学说，自己执业之初，曾经办理了一起刑事案件，调取的很多证据都能证明是非法性交易，作治安处罚就可以了。法庭上，他出示的证据很有力，但当事人仍然以强奸罪被判三年有期徒刑。
“后来有前辈点拨我，说我没有和他们搞好关系才判成这样，我这才知道行业潜规则的存在。”他说自己大学时代最喜欢的就是那句“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但发现实际生活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打心眼儿里，我不喜欢这样做，但现在的司法环境就是这样。几乎每个当事人见到我，都要问你认识法官吗。如果说不认识，他们对你的信心就降低了，所以有时不得不夸大其词，接下案子再说。”
他苦涩地说：自己执业之初也算有理想，以为掌握法律公器就能维护公平正义，包打天下。经过几年的江湖打拼后，发现梦想只能照进现实，现实远比自己想象得复杂得多。
广东立国律师事务所王荣利律师也不无感慨：现实中，许多当事人宁可相信“关系”也不相信法律。一些当事人找律师时，看中的不是律师的法律水平和办案能力，而是特别强调律师与法院有没有关系。在他们眼中，律师其实不是法律服务的提供者，不过是典型的法律“掮客”。有的当事人宁可通过律师送给法官3万元贿赂，也不肯付给律师3000元律师费。
他说，有的案件，律师觉得胜诉的可能性很大，但却出乎意外地败诉了。许多判决书，律师90%的正确意见往往被视而不见，最终被驳回，律师明明知道法院判决有误，但在司法程序上却得不到纠正。于是当事人就不再相信律师，也不相信法律了。
执业环境根本改善尚待时日
调查中，许多青年律师向记者反映，新律师法“看上去挺美”，但在实践中被打了折扣，律师的执业环境并未因此有明显改善。
张辉律师说，新律师法实施后一个月，他接手了一个贩卖人口的案件，到山东某地公安局要求会见当事人。但公安机关拒绝了，没有任何理由。“我不服气，到上级公安机关投诉，最后同意会见了，但只给了五分钟，并且要求不能谈案情。”
于是五分钟里张辉律师询问了当事人的身体状态、在看守所的生活情况、是否需要花钱等。整个过程看守所人员都在旁边看着。
而北京的周律师到山西某地一看守所要求会见涉嫌犯罪嫌疑人时，也遇到一个怪圈：找办案机关，人家说不需要批准，带着“三证”直接去就可以了。到了看守所，工作人员说要有办案机关准予会见的文书才能会见。折回来找办案机关，他们说不需要经过他们批准。
“不管怎么样，反正我最后见不到自己的当事人，只能无功而返了。”周律师纳闷：新律师法对律师会见权写得明明白白，为什么就是得不到落实？究竟是法律之外的什么因素导致这一切的发生?
王荣利律师认为，新律师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律师调查取证权也很难真正得到落实。“这条规定是律师‘可以’而不是‘有权’，任何法律人都知道这二者的差异。”
在他看来，脱离了权力体制的律师在调查取证时很尴尬。有的单位不配合，律师只能申请法院取证。有的单位把律师调查取证当做创收手段，实行高收费不说，还有种种土政策限制，比如要求提供法院的立案通知书等。
至于阅卷权，一些律师反映，大多数检察院基本能积极配合，但有的侦查机关以自己也要阅卷或者出去办事为由婉拒律师。有的不提供复印纸，要求律师自带。
新律师法关于律师“三权”的规定，被北京大学法学院陈瑞华教授称之为“值得关注的风暴”。在他看来，新律师法实施半年来，律师的“三权”落实情况并不令人乐观，有关部门以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冲突为由进行抵制，律师的无障碍会见权基本被搁置。
未来路在何方
对于青年律师来说，最大问题是无人指导。在湖南株洲一家律所实习的小李说:“我们刚人行，很想得到前辈的帮教，但现在律师事务所的管理模式是放羊式的，老律师对实习律师几乎不闻不问，很多实习律师都成了律师事务所的廉价劳动力。”
小李认为，这种作坊化的师徒模式限制了青年律师的生存发展。因为按照传统，师父教徒弟是可以不付报酬的，加上“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父”、“同行是冤家”等观念的影响，老律师在教新律师时会留一手，这延缓了青年律师的发展。
他建议，主管部门、律师协会要加强对青年律师的培养和引导，组织律师参加各种培训，与资深律师进行交流。其次，要建立律师权利保障机制，降低执业风险。一方面各地律协应该建立一个公共事业发展基金账户，将其中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资助生活困难的青年律师，缓解他们的生存压力。
来自南京的吴泽群律师建议，今后再次修订律师法时，应当取消当前实习律师实习制度，借鉴日本的司法研修所制度，建立一个统一培养律师、法官、检察官等职业法律人的职业教育机构，研修期间，由于国家发放工资。研修毕业后经过严格考试核发律师证，终身有效。
对于潜规则的问题，律师和专家也开出药方。
王荣利律师介绍，2004年，因为律师行贿法官现象比较突出，全国律师行业进行整顿，一些不良律师被清出律师队伍。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出台规范法官与律师关系的规定。但法官与律师之间的隔离带此后不断被冲破：安徽阜阳中院法官受贿窝案、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原院长郭生贵受贿案等案背后，都晃动着律师的身影。这导致公众痛斥法官腐败的同时，对律师充当“皮条客”也大有微词。但他认为，应该从制度源头上找问题，而不是把法官腐败的鞭子打在律师身上。“法官选拔那么严格，进去后还有层层领导和纪委、检察院的监督，如果这些都能到位的话，法官不大可能腐化，坐牢的只能是律师。”
“套用宋丹丹小品里的一句话，中国律师的社会评价怎能说是不好呢，那是相当的不好。”北京大学法学院朱苏力教授说，“中国律师最大的问题是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缺乏。”
朱苏力说，现在一些刑辩律师教自己的当事人翻供、串供，有的善于拉关系，搞点下作的事。“一个无良律师可能毁掉整个法律职业界的社会形象，毁掉大家对法律的虔诚，就像三鹿奶粉一样，毁掉整个乳制品行业。”
“不能否认当今中国司法环境不好，但净化司法环境需要每个律师乃至普通人的努力。法律人对同行之间的不良行为不应该采取姑息的态度，这种狭隘的职业共同体观念是有害的，应该上升到整体法律人的法律责任感。”朱苏力建议。
律师成长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