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成长之路

迟夙生：中国新闻周刊称我为“不听话”的全国人大代表

迟夙生的空间

　　08年两会，我连续第十年来到北京，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在他们当年的报道中，我被称为“不听话”的人大代表，入选他们的封面专题《中国新政治家群像》。和我同样连任三届人大代表的周洪宇教授也接受了专访，他现在已经是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了。以下节选的是对我报道的部分：
　　人大常委会的基本架构是如何设置的？一部法律怎么诞生？议案和建议有何区别？某机构的一次调查表明，竟然有为数众多的人大代表回答不出这些常识性的问题，不知道如何履行人大代表的权力与职责。所以有全国人大代表集中轮训的开展，也有使人大代表的工作专职化的实践——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民代表代表人民，讲真话道实情。
　　中国的人大代表可能是某个领域里的行家里手，可能是全国劳模，但并不等于他具备了参政议政的能力。人大代表在过去的年代里，更多是一种荣誉和象征。
　　政治技艺还得在积极地参与政治的过程中习得，否则代表十三亿人民履行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洞察公众利益、将民众的诉求转换成立法、预算、政策等，将成为空谈。
　　三十年改革开放，我们欣喜地看到一些准职业社会活动家的出现，尽管他们遭受到各种阻碍与艰难，但人大代表参政议政能力的普遍提高却是不争的事实。尽管这些努力还显得零散，但民众政治家意识的觉醒及在更大范围内坚定不移地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应是可期的愿景。

迟夙生：“不听话”的全国人大代表

　　已修订的婚姻法中，大量条文来自迟夙生的那份建议。两个月前，她连续第3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在一线律师里，能够做到这一步的，她是仅有的一个。
　　“有些人当了代表，能够直接参加到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里面来，就不愿沉在基层。”迟夙生说。
　　“这可以理解，对很多人来说，基层工作比上面要艰苦许多。好多当了人大代表的律师，索性选择了离开。”
　　“可我不想走”，2008年3月9日中午，在下榻的北京中苑宾馆，迟夙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这倒也说不上是高尚，我离不开那里的百姓。”
　　两个月前，她连续第3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在一线律师里，能够做到这一步的，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夙生律师事务所主任迟夙生是全国仅有的一个。

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

　　已修订的婚姻法中，大量条文来自迟夙生那份建议。
　　迟夙生的律师事务所有个规矩：为百姓做免费法律咨询。
　　每天，事务所的办公室主任都会通过写条子的方式安排两位律师专门接待，周末也不关门。只要迟夙生呆在办公室，两张条子当中的一张，必定是写给她。咨询者多是平民百姓。每天少则40人，多则过百。对这种排队等候迟夙生的场面，所里的律师们说：那架势，跟老中医坐堂一样。
　　上世纪90年代，在大庆请一个律师打官司要3000块，在国企改革步履维艰的齐齐哈尔请一个律师则只需500块，当地的百姓也因此倍加珍惜这个免费的资源。
　　“我问百姓，你们干吗不找辽宁的律师？这样可以省了差旅费。百姓回答：这边的律师不敢接。”
　　趁着出差，迟夙生有时会去一些城市的法院看看。她今年52岁，身体发福，衣着如果随便一些，完全就是一副家庭妇女形象。
　　她就这样土里土气地到了法院。只为了一件事情：看看法院如何接待上访者，看看上访者的生活状态。
　　免费咨询是迟夙生培训自己和年轻律师的手段。她规定：所里的律师在答疑时，除了解释清楚，还要在百姓临走时给他们带上打印出来的法条。每晚，办公室主任和迟夙生会逐一检查律师答疑的记录，如果法条错了，第二天立刻联系百姓纠正。
　　递给《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名片背后是一个简介：夙生律师事务所是由数十名执业律师组成的综合性律师事务所，设刑事、民事、行政、婚姻家庭、房地产、医疗纠纷、交通纠纷、公司法部。
　　“你想想，一天来你这里100人，还有什么样的纠纷你没听说过？还有什么样的法条你背不出来？”
　　日子久了，迟夙生手下的律师越来越厉害，所里婚姻部的一名律师，甚至具备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本领。一方不想离的，经她调解，还没上法院就离了；明明想离的，经她一做工作，俩人就好了。海量的经验，被迟夙生带到了九届全国人大婚姻法修订过程中。
　　“婚姻法是一种保护我们每个人的武器，这个武器上存在的每个问题我们几乎都已经知晓，扳机何时扣，向哪个方向扣，都让我写进了一份详细的建议中”。
　　这后来成了迟夙生11年人大代表生涯中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已修订的婚姻法中，大量条文来自我那份建议”。

不听话的代表

　　“道”上传来消息：有人要“做了”迟夙生。
　　常年免费咨询经验，也让迟夙生可以为一些处境艰难的百姓带来一些实质上的好处，她和她的伙伴们对房屋开发商做出了相应的分类，“主要是比较穷的开发商想方设法和政府捆在一起，克扣拆迁补偿费用；大开发商相对要好一点”。
　　之前的律师总是采取全面铺开、广泛撒网的方式去提起诉讼，但相关部门不理，文件不给看，一不小心，自己还陷进了妨碍司法的大网里面。
　　洞悉诀窍之后，迟夙生在一起拆迁官司中提起了撤销房屋拆迁许可证的行政诉讼，起诉费用是百姓可以承受的100元。按照相关规定，法院对这类诉讼必须受理，有关部门需在10日之内将文件交到法院，包括房屋规划许可证、建设许可证、设计总体规划、土地使用证在内的核心文件，“从此不必律师跑断腿”。
　　“法院还能收到一份银行的证明，因为开发商需要将工程造价的25%存入房屋拆迁机构指定账户上，作为拆迁补偿的保证金。以前银行经常出假证明，现在面对法院，情况就不一样了。”
　　“只要是违法拆迁，前面的4个证，后面的银行证明，就不会齐全。百姓也会清楚地看到，违法拆迁违法在何处，你缺哪个，我起诉你哪个。”
　　一家颇具实力的房地产公司在官司期间到夙生律师事务所叫板：我们公司打这样的官司从没输过。数月之后，这家公司输了第一次。
　　隔了一阵，“道”上传来消息，有人要“做了”迟夙生。想“做了”迟夙生的人，并不了解迟夙生的经历。
　　1979～1980年，黑龙江发生建国以来全国范围内最大一起腐败案，原黑龙江省燃料公司党支部书记王某贪污公款50余万元。1980年2月，公审在哈尔滨市工人体育馆举行，听审群众接近5000人。主要领导在核准死刑之后，上级指定迟夙生为其辩护，“就是走走过场”。
　　迟夙生去了解案情，发现王某有从轻情节，并且绝大多数赃款已被追回，如果判处死刑，显然量刑过重。
　　公审之时，当话筒到了迟夙生手里的时候，“我可就不管什么规定动作了，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把每个从轻的证据摆在法庭和众多听众面前，虽然五花大绑的王某还是按照‘规定动作’被判死刑，但工人体育馆本来安排在公审之后的电影也没看成。要知道，外面可是有成百上千的观众等着呢。”
　　“自选动作”的迟夙生理所当然地挨了批评。起初，律师算作法院的工作人员，相当于今天的公务员。后来司法部成立，迟夙生等6人又搬家到了市司法局，“一直受上级领导”。
　　听闻此事的一位主管政法的市领导很生气，派车把迟夙生接到办公室：你怎么能这样没有党性？不遵守党的决定！
　　迟夙生回答：我只是非党积极分子，即将入党，还没入成呢。
　　既然是非党积极分子，你在入党这个节骨眼上表现也很不好！那位领导继续提出批评。
　　她不是总和领导对着干，有时也挺“听话”。1990年代，齐齐哈尔的“吃饭财政”成了问题，就鼓励官员下海。律师里面，迟夙生第一个响应号召，在1994年成立了夙生律师事务所，并且很快实现盈利。
　　在1998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迟夙生去问当时的中共齐齐哈尔市委书记：我怎么选上了？算哪个类别的？书记回答：你算私企。齐齐哈尔私企太少，你下海成功，有示范效应。还有，你是民主党派。

我怎么还能入围？
周永康鼓励她：靠你们了！

　　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迟夙生就没有停止过行动。
　　除了参与修改婚姻法，她还连续几年就城市拆迁条例问题而四处游说，今年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她又要重提这方面的议案和建议。
　　“物权法实施了，里面的第42条管住了拆迁；但是，很多下位法都还没有调整，国务院的旧规定撤了，省里的没撤；市里的撤了，到了区里，又没撤。新的拆迁条例出来之前，我们工作起来也挺费劲。”
　　对多年来耳闻目睹的枉法判决，迟夙生深恶痛绝，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期间反复提起。2004年的最高法工作报告，她索性投了否决票。
　　2008年3月9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来到黑龙江省代表团。迟夙生和周永康握手时说：周书记，法院存在一些枉法判决，百姓和基层律师意见很大，应该加强监督。周永康鼓励她：靠你们了！
　　相对于鼓励，迟夙生有时也会感到无奈甚至伤心。2006年，她发起33名代表联署的卖淫非罪化议案。“妓女的安全没有保障，她们跑到外地去卖淫，遇害后往往无法确定身份；嫖客的安全也是问题，安全套普及有很大欠缺。”
　　之前有一位染上艾滋病的嫖客写信给迟夙生，“他什么都不缺，就那么一次不小心，得了病，和谁都不敢说，从此开始沉沦，每天在家闭门上网，他请我帮一下这个群体。”受到启发的迟夙生看了相关资料，发现因为卖淫导致的艾滋病感染者数量在直线上升。
　　在那次会议的小组会上，迟夙生详细阐述了自己对卖淫非罪的观点，听会的香港记者随后予以报道，“有些人就不是太高兴”，迟夙生说。
　　议案受理截止前，迟夙生将自己的议案交到全国人大议案组，一位领导很快找到她：这份议案被撤回了。
　　迟夙生很生气，超过30人联署、在截止前上交议案组，就是铁定的议案，怎么能算我撤回？当天，她憋不住，接受记者采访，将此事和盘托出。
　　到了今年年初，迟夙生在住院期间从丈夫口中得知，自己已经入围齐齐哈尔市13名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名单。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怎么还能入围？
　　和10年前第一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时一样，她又问领导，而且一问就是好几个：为什么选我？
　　领导们众口一辞：因为你民望很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