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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武平:从“问题少年”到沪上知名律师
《外滩画报》记者 张嫣 报道
http://finance.sina.com.cn/crz/20040623/1017829151.shtml
他曾为周正毅辨护
咖啡已经凉了。四十五分钟前,这杯“Cappuccino”就端了上来,但他一直没动过。他只是不停地抽烟,一根接一根,用一个精致的烟嘴。烟是“中华”牌,红色,硬壳。“您烟抽得很凶?!”话题自然从烟开始。“对!”他笑了笑,“以前抽得更凶,上初中的时候。后来进了工厂,就戒了。”
又抽上是30岁之后,因为当了律师,需要应酬,“那也是没有办法。”
“现在不一样,精力不如从前,需要用它来提提神。”他又笑了笑,努力显得轻松些,“毕竟年龄大了……”
一位年近半百的人说出的这样一句话,听在耳里,微微有些苍凉。
不过,我们也很清楚,如果此刻他不是坐在这个陈设华丽的酒吧里,耳边没有轻缓如水般的音乐,面对的也不是我们,而是另一种场景——庄严的法庭,正襟危坐的对手,满座的旁听者——那么他显现的绝非是感伤,而是坚强和睿智。
因为,他是陶武平。
2001年,上海市律师协会委托零点调查公司做了一次专项调查,以企业为调查对象,列出上海律师个人知名度的排行榜。调查结果显示,陶武平名列第三,前两名为沪上律师界前辈李国基和郑传本。
对于这位有着20年从业经验,现为上海市律师协会的理事、上海市申达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外界给予的评价是:庭上,术业专精,机辩滔滔;庭下,不愠不火,处事圆融。
问题少年
今年49岁的陶武平,曾两次“出名”。一次因为打架,一次因为打官司。
陶武平出生于上海。父亲原是海军军官。9岁之前,他随父母住在南京。1954年,父亲从部队转业,一家人遂移居上海。
因为不会说上海话,小学时代的陶武平,不仅遭到同学疏远,还常受欺凌,一直比较压抑。“当时上海人还是很排外的,我们从外面来的,都被叫做‘江北佬’。”陶武平说。
1967年,他进入黎明中学就读。或许是压抑得太久的缘故,进了中学后的陶武平变得叛逆,好勇斗狠。“习惯四处挑衅,一言不合,拔拳相向。”他说,那时,徐汇区的人只要提起永福路86弄的陶武平,都知道这是一个打架出名的“小赤佬”。
他拿刀捅过人,也被人捅过。有一次,被人一刀戳在距离气管一厘米的部位,差点丢了性命。
关于往事,陶武平描述得非常详尽。但即便如此,我们依然难以将面前这位穿着讲究、谈吐文雅的中年男子,与那个执刀握拳的“问题少年”划上等号。
然而,事实是,因为打架,陶武平被抓过,进过“学习班”。
“1970年,我拿刀捅了一个同学,公安局找上门来,当时我不在。等我回来后,父亲亲自把我送进了公安局。”在公安局,陶武平被关了一个月,还蹲了七天的“黑牢”。
那是一个没有窗户的储藏室,黑黑的,没有灯,除了吃饭时间有人来送饭,其余时间他接触不到任何人——对于一个15岁的孩子而言,那确实是一段特殊而难忘的记忆。
“在里面,我想了很多东西。”年少时的陶武平虽然叛逆,但内心不失细腻,“我知道自己让父母很伤心,尤其是我母亲。”
七天的独处,让他有了充裕的时间自我反省。“从小我就希望能出人头地,做大事。这是我的人生目标。”他内心很清楚,打架、拿刀捅人只会令自己距离目标越来越远。他需要重新开始,重新做人。
这种自我审视和思考的习惯,陶武平从此保持了下来。借助这种方式,他不断修正自己的行为和认识,“不时的反省,让我清楚地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自己又该做什么。”
21岁坐牢
16岁时,陶武平有了一个重新开始的契机。他进了上海轴承滚珠厂,做磨床工人。
踏实工作、尊重同事,刻苦读书——两年后,他入了团,被选为团干部,是厂里马列理论小组的核心,也打了入党报告。然而,就在他“自我感觉好得不得了”的时候,一场生死考验降临了。
1976年,“天安门事件”发生。血气方刚的陶武平有感而发,不但写诗词、杂文,还向厂里请了假,与同学结伴北上。途经南京,他因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让铁路工作人员误认作北京来的“闹事者”,遂被扣押。在被发现常写“反动”诗词后,陶武平被拘留、批斗。
随着“问题”的深入,他的又一个“罪名”被查了出来:周总理逝世后,他曾带了十多个青年,私设灵堂,偷开追悼会。于是,他的“罪名”成了“反毛主席”。
陶武平回忆当时被批斗的情景:戴着手铐,被两个红卫兵架着,两边是长矛,站在一米高的台子上,面对全厂300多名职工……当时,他只有21岁。
陶武平整整被关了三个月,但他并未因此垮掉,在狱中,他写诗激励自己。
三个月的牢狱生活,又一次为陶武平提供了长时间反省的机会。不过,这一次他不再思考“是否需要重新做人”的问题,而是着重考虑“如何做人”。
“四人帮”粉碎后,他还背着“严重政治问题”的包袱不得平反。因为政审不能通过,自考过关的陶武平还是丧失了一次进入大学的机会。
他的问题直到1978年才得以平反。1979年2月,他再次参加高考,这一次终于如愿以偿,陶武平进入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
天道酬勤
如果以1979年划线,在这一年的前后,陶武平的遭遇截然相反——此前屡遭挫折,此后却一帆风顺。
1983年从上海师大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上海司法学校担任语文老师。司法学校的专业性非常强,相比较而言,语文老师也不被重视。
那时候,陶武平最羡慕的,是那些在律师制度恢复后恢复了律师身份的老律师们。
“记得那时社会上经常搞‘严打’,这些老律师在这个期间总是忙得不亦乐乎。下课铃声未落,夹着案卷就轮番往看守所跑。”陶武平回忆说。
于是,大学刚毕业的陶武平又利用业余时间修习法律基本课程。一年后,他获得上海法律专修学校的结业文凭。此后,这个语文老师也开始执教法律课程。
“我教刑法,一年下来,经学生推荐评比,我的‘刑法’课被评上了优秀教学奖。”因其卓越表现,刚工作了两年的陶武平被校方破格提升为教务科副科长。一年后,又被任命为教务科科长,分管8个教研组,50多个老师。
与几年前相比,此时的陶武平已经知道掩藏锋芒,逐渐养成擅长沟通、与人为善的圆融性格。否则,以其资历,很难服众,更别说让8个教研组正常运转。
直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司法学校的一些老师仍说:“陶武平负责教务的时候,是司法学校教研工作做得最好的时期。”
毕业后两年,陶武平取得了司法部颁发的律师资格证书,授课之余兼职律师。1987年,他正式转为专职律师。而在此期间,陶武平又通过了华东政法学院法律专科的自学考试,“当时考13门课,而我是从未旁听过任何一门的辅导课。”说起这段经历,陶武平颇为自得。
在陶武平成名之后,多数人看到的是他的辉煌,很少有人能够了解背后掩藏的辛劳和汗水。没有人能轻易成功,即便是陶武平。
在专职从事律师工作后,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干,陶武平一直玩命地工作。
“1990年一年,我就办了一百一十多个案子,在市联合律师事务所——当时上海最大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名列前茅。”最忙的时候,一个星期之内,他接到了11封出庭通知书,“当时是工作六天,就是说除了一个半天可以休息一下,其余工作日全部在市里的各个法院度过。”
“当时真的要‘调频道’的啊!”谈到当时的苦,陶武平乐了,“那时记性可真好,脑子也真好啊……应该说是我最好的状态。”回忆起年轻时的状态,显现在他脸上的是自豪的神情。
超负荷的工作也让陶武平付出了代价。有两次开庭回到家中突然说不出话来了,当即被送进了医院,“心脏不好就是那时累出来的”。但他确实证明了自己的能干,也被同行所认同。
“我那时候的月薪有500元,是全所最高的工资。”陶武平说。一举成名在“状态最好”时期,尽管陶武平也办了一些名案,如“逢博酒家外商承包纠纷案”、“谭冰若名誉权纠纷案”,也上过电视和报纸,但仍未真正出名。
他真正出名,是在1992年7月到1993年6月。这一年时间中,他所经手的三起官司,轰动全国。
很巧的事,这三个案子都与女人有关。一位是以《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出名的旅美华人周励,当时因国内数十家媒体转载了一篇对周进行人身攻击的报道,周聘请陶武平为其解决名誉权纠纷案。
第二位是香港影星刘嘉玲。这起纠纷缘起汕头雅丽丝实业公司在其化妆品上,未经许可印刷了刘的肖像,因当时此案牵涉及国内百货业巨头——“中百一店”和“华联商厦”,遂引发全国关注。
第三位是上海姑娘潘苹。一名男子因恋爱不成,用浓硫酸毁坏了潘苹的面容。
除潘苹被毁容案中凶手被判死刑外,周励和刘嘉玲的案件均是通过调解方式圆满解决。三案办理完毕后,陶武平的名气骤增。
及至1999年,陶武平又因连续承接了“屈臣氏对女大学生搜身案”、“云都浴室命案”、“银河宾馆民事赔偿案”,被新闻媒体再次关注。
有人说陶武平机遇好,碰上能出名的案子。陶武平自己也认可这种说法:“说实话,出名的时候已经不是我精力最旺盛的阶段。”
但如果因此认为他的成功仅仅是靠运气,那也是把成功看得过于简单化了。
“案子不分大小,千万别低估那些个邻里纠纷、夫妻离婚、遗产继承和交通事故赔偿案,能把那里面复杂的法律关系理清楚,所有的证据搜集齐备,其实并非那么简单和容易。”按照陶武平的理解,能把这些小案件处理得干净利落,碰到大案才能把握得住。
事实上,机遇把握住了才可称为“机遇”,一旦把握不住,机遇也可能就是陷阱。
从这个角度看,当初陶武平接手的周励案、刘嘉玲案、潘苹案,无论哪个案子,只要稍有不慎,都可能是他的“滑铁卢”。
“只要基础打好了,机遇和运气迟早会来的!”陶武平非常肯定地说。成功秘诀当然,没有一个律师总是只赢不输。陶武平也不例外。
“问题是,你怎么去看一个官司的输赢。”陶武平说,影响判决的因素有很多,但作为一个尽职的律师,应该关注的是过程,保证整个过程中的每个环节没有失误。“这关系到一个人的责任心和做事的态度。”
这是陶武平做事的原则,同时也是他在业界不断“水涨船高”的原因之一。即便输掉了官司,但是,他的认真细致却给客户留下了深刻印象。客户依然会给他足够的信任。
除了会做事,陶武平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成功秘诀:会做人。
“当你的棱角都磨平了,当你的社会经验足够丰富,当你能很好地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你就一定会成功。”陶武平一边说,一边伸出双手,手指在空中搭成一个尖顶状,随着手指渐渐弯曲,尖顶不见,最终成为一个球面。
“会做人既不是指单纯的圆滑,也不是一味地夹着尾巴做人。首先要有敏锐的判断,能把握得住事态的走向,其次要懂得照顾别人的利益。”陶武平解释。
他认为,尤其作为律师,混迹于名利场中,诱惑太多,所以最忌讳为了自己的利益,挑起诉讼,激化矛盾。“律师正如消防队员,应该去扑火,而不是火上浇油。做人也一样。”
这些年来,陶武平的人缘好在圈子里是出了名的,即便是法庭上的对手,也能和他成为好朋友。同时,作为申达律师事务所的主任,事务所开办10年来,“离开事务所的只有十来位律师,而且我相信,他们出去后没有人会说,我对他们不好。”
采访结束时,我们注意到,陶武平没有提到他的另一个特点——嘴巴紧。
因为知道他是周正毅的主要辩护律师,采访中,我们几次提到这个话题,但都被他巧妙地绕开了。
握手告别之际,突然想到陶武平的一段论述:会做事不会做人叫“老实”,会做事又会做人的叫“聪明”。于是,记者开玩笑说:“您是属于‘聪明’的那一类!”
陶武平一愣,但很快开心地笑了。他明白我们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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