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参政：值得关注和期待
法制日报 记者 孙继斌
“两会”在即，翻开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名册，一个新的现象跃然出现在记者面前。有法律专业背景的代表、委员的数量明显增加，这其中，律师数量的变化尤其显著(本文提到的全国律师人数仅指内地)。
据记者统计，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有执业律师身份的代表11人，在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有执业律师身份的委员11人。这其中，既有来自东部发达地区的律师，也有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律师；既有来自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律师，也有来自像盐城、潍坊这样中等城市的律师。更可喜的是，女律师几乎占到了一半，成了名副其实的“半边天”。
翻开历史，律师参政议政的轨迹清晰可见。前溯15年即1988年，全国人大代表中首次出现了律师的身影，那就是王工。
从1988年至今年“两会”，律师代表的人数增加到22人。这其中，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中的律师代表5人，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中的律师代表6人。到了十届增至8人。律师出现在全国政协中要比出现在全国人大的时间晚一些。但到了十届全国政协，第一次出现了5位执业律师身份的政协委员，加上8位全国人大代表，国家最高参政议政殿堂里一下出现了13位律师的身影，有媒体将这个现象称之为“历史性突破”，新华社为此发出电讯《传达出更响亮的法律之声》。
数量的变化仅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也是更为广大律师关注和人民群众期待的，是这些出身律师的代表、委员参政议政质量的变化。
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式上，在表决通过政府工作报告决议时，作为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具有律师身份的人大代表，王工站起来连续四次即席发言。这成了当时的一大新闻，也成了律师行业的一大亮点。在5年的任期内，王工提出的议案和建议数量达三百多件。“建议制定《律师法》”的议案就是由他领衔提出的。
1993年，作为中国第一届十佳律师之一的张斌生，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出席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时，他执笔提交了一份关于全国人大应授予厦门经济特区立法权的议案。在第二年的八届人大二次会议上表决时，有84%的代表投了赞成票。在1995年的八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他领衔提出尽快出台《律师法》的议案，一年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了这个法律。
1998年，广东的陈紫芸律师提出修改《婚姻法》的议案。改革开放后，在沿海地区一些先富起来的人群中，“包二奶”现象日益严重，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正常的婚姻关系也受到极大的破坏。她在议案中提出，法律应明确禁止“包二奶”行为，并对无过错方给予赔偿。这一意见受到各界的高度重视，并写进了修改后的《婚姻法》。
这里尤其要着笔的，是来自黑龙江的伍增荣律师。伍增荣曾任职民革中央执委、民革黑龙江主委、原黑龙江光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她是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她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律师界惟一一位全国人大常委。在第十届全国人大159名常委中，以律师身份当选的常委只有伍增荣一人。因此，有人评价说，在人大，伍增荣是律师的一面旗。2001年，伍增荣和36位全国人大代表，联合提名“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增加法律专业人士名额”的议案，他们建议，下届全国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时，在提名推荐全国人大代表的候选人中，适当增加法律专业人士的比例。议案引起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重视。近几年来，全国各级人大、政协中，法律界人士数量、作用全面增加。应该说，伍增荣的努力功不可没。
因为表现得到认可，九届全国人大中的四名律师代表，再次当选十届全国人大代表。除了伍增荣外，还包括黑龙江另一位女律师迟夙生、陕西的张燕律师以及广东的陈紫芸律师。
律师的身影并非仅出现在全国的“两会”上，地方各级人大和政协中更多地活跃着他们的身影。从数量上来看，全国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律师已经达到了3000余名，人数远远超过上一届的1200余名。
为什么律师的身影愈来愈多地出现在国家的政治舞台上？律师参政议政的层次为什么会愈来愈高？
“中国律师事业的发展、律师地位的提高与国家的繁荣富强联系紧密，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它的土壤是经济社会的发展。”一位律协老领导一语中的。
在战争年代，领导人主要来自革命家；在建设时期，工程师更为重要；而在迈向法治社会、实行依法治国的今天，法律职业者的作用、地位自然会愈来愈重要，他们更多地走上政治舞台是历史的必然。
事实上，律师从政在我国并非没有先例。历史翻到1949年，新中国的第一任司法部长——“七君子”之一的史良，就曾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大律师。在1949年的第一届政协会议上，当时代为履行全国人大职责的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662名代表中，有14位律师，选出的180名委员中，有9位律师。
律师更多更好地参加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来，这既是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的一大成就，更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民主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中国，应当有更多政治家型的律师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这是律师界的期盼，也是国人的期待。
律师成长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