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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实名制与“天下无贼”
据《法制晚报》报道，为了防盗，商务部、公安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联合发出通知，决定从2007年12月1日起，对新生产的自行车实行全国统一编码管理。
 标注着生产年份、车种、企业代码等信息的15位编码，将成为每辆自行车的‘身份证号’。现有的全部旧自行车，将可到指定场所打码获得‘身份’。另外在购买新车时，销售企业要详细记录车主的姓名、住址、联系方式，以及车型、编码等信息，并汇报给公安机关。
仅仅在20年前，凭票供应、价值约合一名工人一月工资的自行车还被视为贵重物品，与手表、缝纫机并称三大件，是人们结婚时的最高物质追求。然后时至今日，身价大跌的自行车给政府管理带来挑战，登记的防盗作用名存实亡。在北京，近一半的自行车没有登记过，很多人觉得，车丢了就丢了。
自行车买卖实名登记制到底有无实质意义？能否从根本上遏制严重盗窃的现象？恐怕只是管理部门对自己权力的自负。一、自行车买卖实名登记制的合理性 实名制要求买卖自行车的公民把住址、联系方式等隐私信息不适当地暴露给自行车零售商和寄卖店。尽管“实名”虽非什么麻烦事儿，但过多的“实名”容易给人带来被窥视的不安感觉。隐私权的基本价值在于通过捍卫公民个人“不足为外人道也”的私密信息，维护其心灵自由和身份独立，一旦不当泄露这些私密信息，公众和社会不仅不会得益，事主反而陷入难言的尴尬、羞辱，通常伴之而来的是实际利益遭受损害。
另外，实名制增加了公安机关管理的成本，建立自行车管理信息库和配套的查验体制成本较大，而防盗的作用很小。 毋庸讳言，中国的很多管理者缺乏政策成本意识：一个好的政策应充分考虑到成本问题，公共部门不能为了一个单纯的治理目标和执法管理方便，而不顾政策给公众带来的巨大社会成本。这种“个别人有病、全民吃药”，为了一己之执法和管理方便的政策，不仅不会被公众认同和信任，而且加重社会运行成本。
从技术环节讲，自行车不像汽车，没有类似于发动机的核心部件，任何自行车都可以随时更换任何部件。一旦作为号码载体的自行车部件损害，又该如何更换？
还有，就像消费、服务行业的偷税、漏税行为比比皆是，自行车生产的厂家繁多，很多私人作坊也在生产，买卖的渠道太多，指望一个号码解决问题未免是舍本逐末。而因刻有号码的自行车丢失后便于查找失主而导致懒政，削弱对未刻号码的数量更大的存量自行车的保护，进而催生出一个给自行车做假号码的行业，不一而足。二、自行车买卖实名登记制的合法性 自行车买卖实名登记制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它改变了自行车作为动产的物权变动公示方式，构成对物权法的实质性修改。即使只对存量自行车实行自愿登记制（允许不登记），也必然影响到第三人是否“善意”的认定，从而极大地影响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善意取得”）的适用。
从法理上讲，只有不动产才需要登记，而动产数量极大、交易频繁，所以动产的物权是以占有为公示方式，原则上不适用登记制度。虽说登记比占有和交付能够更清楚地界定物权的界限和内容，有利于加强对物权的保护；但是它降低交易效率、提高交易成本，并且可能产生已登记过户而未交付、已交付而未登记过户、登记时间和交付时间不一致等矛盾。按照我国目前的社会发展水平，物权法第二十四条只对特殊的动产规定了登记对抗制度，“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对于20年前还能算得上特殊动产，而现在应该仅仅属于普通动产的自行车，去恢复购销实名制，无异于开历史的倒车。
退一步讲，即使以修改、补充或解释物权法的形式建立自行车买卖登记制，也会面临一个实体法不应溯及既往的法治原则问题。一直以来，自行车都是以占有和交付作为物权存在和变动的公示方式，现在旧车要登记了，有人问，没有保存购买发票或保修卡能不能给登记？如果能，那就存在一次性地把所有来历不明的自行车都“漂白”的问题。如果要求居民委员会或工作单位开证明，不但平添麻烦，更大的问题是：居民委员会或工作单位凭什么开这个证明？买卖自行车时这些开证明的机构有人在场吗？这个证明在发生纠纷后法院能认吗？再有，如果说我收购了一些破烂自行车，然后从这些自行车上卸下一些比较好的零件，自己组装一辆自行车，怎么来证明我对它的所有权？如果没有购买凭证就不给登记，登记过的自行车和没有登记过的自行车在使用和处分上有区别吗？如果没有区别，数亿存量自行车主谁会去登记？少量新车夹杂在众多的旧车中如大海孤舟，公安机关的自行车管理信息库有多大防盗作用？如果有区别，则又会构成对没有登记的自行车的歧视，就明显侵犯未登记自行车车主对其自行车的处分权。诸如此类的问题，怎么处理，恐怕也是一时无法解决的难题。
有关部门要求自行车登记，实际上打破了权力与权利间的和谐，成为威胁公民独立的一个重要形式，其实质上构成了对于私人拥有的动产物权的侵犯。政府更要体现出对物权的尊重，改变过去的强势地位，更加注重对公共事务管理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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