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长济律师事务所 刘畅
长春市纪委十一届五次会议上，有人提到“领导干部配偶和子女从业、炒股也要报告登记。”
实际上在其他一些会议上，也有过类似的提议（至于是否被采纳落实，不得而知）。
看到这些内容，所有人都知道，这是明目张胆地侵犯“个人隐私”。领导干部是吃皇粮的，自然应该受到监督。但其配偶、子女与国家政权大都没有直接关系，受到如此严格的对待貌似有些过火（特别是孩子们根本无法选择父母，他们一生下来就要承受这种制度上的特别关照；配偶也很可能是在领导干部还是“普通人员”时结婚的，对这种突如其来的监督，也绝对不会有太多好感）。
然而，我却看到，这些行为，是在试图解决一个古老的问题。那就是，谁来监督监督者？在一个监督者的身后设立另一个监督者，陷入一个盯着一个的怪圈，不仅成本受不了，程序繁琐，如果任何两环开始串通，那么整个链条可能全都成了摆设了。而且最重要的是，最后一个监督者，谁来监督？
道德曾经是我们依靠最多的办法（即便在现在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样也是很不稳定的）；制衡也是一种手段，但权力双方串通或者敌视，仍然是严重问题（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宁愿他们互相敌视，但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这可能引发内战）；现在，“民主”（或舆论）可能是我们所能想到的最好的监督办法：
1、因为“民”不属于“官”，在感情、利益、体制上都没有官官相护的理由；
2、堕落官员所欺压的最严重的也是“民”，所以“民”的反击也有持续动力；
3、他们也不会受到官僚体系的上下属制约，如果一个纪检人员受到来自上级（还不一定是直属上级，其他系统的上级也可以指手画脚）堕落官员的压制，那么想发挥其本来的作用就会很困难；
4、“民”的数量庞大，而且多数时候是一盘散沙，这也意味着他们不可能完全被收买或长期压制；各个击破也不现实，因为数量实在太多了。
5、“官”吃皇粮，“民”缴皇粮，从基本的“投资人”或“雇主”角度说，民众监督在道理上也站得住脚。
但是我们都知道，有时候大家会感到有劲没处使的尴尬。就好像一个人在黑屋子里，有几个蚊子苍蝇来回飞，能听到他们的存在，听得人心烦意乱的。但是就算有个苍蝇拍，也不知道往哪儿打。
在对抗腐败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堕落如何揭露出来。真正揭露出来的，没有办不了的（轻判重判单说，但判不判基本不用担心）。
然而那些利益相关者是不会揭发的；一些知道情况（但并不是共犯）的人，处于情义关系、上下级情面、个人前途、害怕报复、讨厌麻烦等等原因，也不大愿意站出来。
各类纪检部门、检察院、党组织等等，如果没有线索，效率也不会太高。而且，我们都知道，无论我们对个体案例的惩罚多么严酷，如果法律的覆盖范围不够大、揪出来的人不够多，那么整个惩罚系统就跟中彩票系统差不多了，这样也就没有什么实际的威慑力（虽然报复的快感仍然存在）。
我个人一直支持对中高级官员进行特务统治和引诱犯罪，但是一方面这类办法遭到的反弹会比较大；其次监督这些“特务”本身也是个问题（又回到谁监督监督者的怪圈了，而这些秘密组织更不可能接受舆论监督），明朝的例子摆在那里（当然明朝的特务统治不只集中在官员，社会生活也渗透很多，官民都是敢怒不敢言）；民国的特务统治也是其失掉民心的一个原因。
不过现在，我暂时放下自己对特务统治的情有独钟，看看另外一个设想。
“用隐私换权力”
我们都知道，隐私是一个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但我们也都知道，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的。即便是生命本身，在被确认必要时也可以被剥夺。十全十美完美无缺也许是值得追求的，但作出取舍却是更现实的办法——很不幸（也许是幸运），治理国家不需要十全十美。在我们还没想出足够完美的方案之前，只能靠舍弃一些，来得到另一些。
实际上“隐私换权力”和特务统治有一定联系，特务统治之所以存在，不就是为了要探查别人的隐私吗？现在我们不设立特务组织，也不用费心节制这些特务，我们让官员们自曝隐私，还省下了各种侦查设备的费用了呢。
在“隐私换权力”中，我们面对着这样一个利益取舍和平衡。一端是我们的反腐利益，另一端不仅是作为公民的每一位官员的隐私，还有和他们亲近的人的隐私。
这无疑会伤害官员们的私生活自由，可以想象没有人喜欢有人贴着自己窗户看屋内的情况；也没有人会喜欢在领了工资后，被人盯着看工资条。这都是令人厌恶的行为，任何人自己遭受到了的话，理所当然会反感。
但反腐的要求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并不是在弃恶扬善、也不是在好坏中选择，我们只是在坏和更坏中选择——人的隐私固然重要，国家的整体廉洁则更致命。
房产、其他大额财产、旅游、求学、工资、福利、遗产、遗赠等等，都需要公开。但是在我们苛求我们的官员之前，请再一次问问自己：有谁愿意上述信息被公开吗？我相信“没有”。将心比心，探查官员的隐私，必须有一个最基本的限制，那就是自愿原则。
有些人肯定在笑了，自愿之下谁会选择自曝隐私？
我告诉你，有，而且绝对不会少。
试问有多少人会为了钱、销售额、升职优势来出卖自尊、出卖肉体、出卖朋友甚至亲人？很多，是的，这就是残酷的现实，而我们将要利用这点。
我们现在也给我们的官员一个利益选择，选择隐私还是权力？莎士比亚大概会说，这是个问题；但我怀疑，对一些人来说，这不是问题。
我所设想的“隐私换权力”，是这样的：
达到一定级别的官员，如果想继续升职的，那么除了自身能力之外，也要让他选择是否公开相应程度的隐私（当然，升职和加基本工资不应该是一个系统，所以即便永远不升高位，工资也会随着服务年限而增长）。
当然具体何种程度的隐私，对应何种官阶职务需要，我没考虑过，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高级别的应该公开得多，而纪检、监督方面的人员，肯定应该公开更多。
也有人质疑，这种方法会限制那些有能力但不愿暴露隐私的人，进而影响我们政府的办事能力（所能设想的最糟糕的情况，恐怕就是一群没有隐私的低能儿占据高位了）。
首先，选拔官员当然不能只看他愿意暴露多少隐私，能力仍然是最基础的，这样才能遏制那些没啥能力，单纯靠“卖”隐私换地位的投机分子。
其次，能力+暴露隐私的筛选机制肯定会降低符合要求的人员的数量，但考虑到人们对职位和权力的迷恋，我相信这个数字完全能够满足正常升迁所需要的基础人数。虽然看上去可能降低了竞争激烈程度，但相对的，专家、领导们考查起来也能仔细得多。
最后，我的意思是按职位的高低和重要程度来划分需要暴露的隐私的。这样，比较低的职位（数量当然也多）要求比较低的隐私公开，那么愿意付出这种代价的官员就会比较多，能满足人数需要。
打个比方，升迁到普通科长可能要求暴露工资、房产、汽车；而人事科长可能就要把妻子儿女的相关信息也公布出来；纪检部门则应该是要求最高的，以应对“谁监督监督者”的问题。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起另一个引人争议的问题，那就是当我们监督我们的官员的时候，是否应该也把其亲朋牵连进来？一个孩子在出生时不能选择父母，凭什么生下来就注定要接受更严格的检查？
请允许我也问一句，凭什么有些人生下来就在官宦之家，有些人生下来就没爹没妈？孩子们在生下来时，没有人会先问问他们的意见，我们等于强迫了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而且还不能保证他们所有人的成长环境。有些事情确实就是注定了的，国家提供给他们的父母更好的福利、更稳定的保障，这些都注定了将会为这个孩子服务。其他如人脉、社会地位等优势就不多说了。
我知道，仍然有人会反感自己的隐私公开与否，捆绑在别人身上（哪怕是自己的父母）。但请想一想，刑法上有破坏军婚罪、婚姻法上规定除非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否则非军人一方不能离婚，这些都是国家为了特殊利益需求（稳定军队）而做出的努力。我相信反腐的重要性，并不比稳定军队低。所以如果连婚姻关系都可以被捆绑，那么我所支持的对官员亲属一定程度的隐私公开，也应该可以被接受。
更何况我们还会允许退出机制，如果亲属确实不想暴露太多隐私，那么就需要官员父母再一次做出利益选择，是自己的官职，还是亲属的隐私？
然而，即便真的施行隐私公开级别和权力多寡相互挂钩，让平民可以方便地观察、监督、举报官员，我们仍然可能需要一个最终极的监督者，来具体执行纠察事宜。随之而来的，“谁监督监督者”的问题依然存在。
最终极的监督权力应该谁来执行？现在我们是给的各级人大。但人大代表的来源很杂，从农民、工人、军人、白领到商人、官员不一而足，各有各的圈子，各有各的态度，真的监督起来，难免自己人之间还要协商半天。更何况个别人大代表本身的堕落也是个问题，他们在没有暴露前，只要卖卖人情，就可能迟滞其他人大代表行使监督权。
能否让人大代表们也都公开不同程度的隐私？难度比较大，一方面他们是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人，监督起来很麻烦；另一方面各级人大人数着实不少，专门的监督成本受不了。更重要的是，这些人是民选和间接民选的代表，理论上说还是平民，不是政府官员，让他们公开隐私，在理论上可能站不太住脚（这几乎无异于让所有普通平民都公开自己的隐私）。所以还是继续让人民监督他们的代表好了。
我的意思是，把最强力的监督权，不仅给人大，也给予一些有能力、并且愿意暴露最多隐私的官员。形象一点儿说，我们要让一些透明人来监督别人，而透明人自己，什么也隐藏不了，想堕落也没机会。
如果一个人愿意把他所有的社会关系，他一天24小时的生活（甚至包括上厕所和行房）完全暴露出来，允许别人实时监督和事后审查（当然是利用技术手段录音录像保存下来），那么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方式和渠道能够接受贿赂、受到上级堕落官员的压制。任何行贿者都会知道自己的行为将被记录，任何想要施展人情战、级别战的堕落官员，也都要掂量掂量。同时，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他有机会给自己、家人、朋友谋取利益。
这样的一个透明人，当然会需要大量高科技设备来记录自己的生活，还需要实时的监督，成本一定不小。但是我们很清楚，愿意连上厕所时间都暴露的人，毕竟是极少的，所以这个成本应该是可以承受的。
而如此严苛的公开隐私之下，这个透明人实际上放弃了他某部分的人格，以换取强大的权力——不应该受到太大监督的权力。
我们普遍认为，没有约束的权力会滋生腐败，但请告诉我，这样一个透明人，有任何一丝机会谋私吗？在他24小时的活动都被监控的情况下？如果条件允许，我们甚至可以直播上网（当然有些内容恐怕确实不适合公开播映），就算他真有心腐败，又从何下手？谁又敢向这个透明人抛出橄榄枝？
他唯一可能堕落的方式，不是谋私，而是长期的全面监控导致的人格扭曲和心理问题。我相信大家都同意，在这种隐私暴露状态下的人，生活一定会受到极端巨大的伤害（他很可能在这段时间和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孤独一人，亲朋好友下属同事甚至上司，全都避而不及）。长期处于这种监控状态，不太可能保持正常的人格，即便心理医生恐怕也爱莫能助（因为透明人不能有他的工作，这工作会加重病情）。而且，按照我的理论，连心理治疗都应该被监控……大概心理医生会强烈抗议吧？
但凡事都有代价，一个人如果掌握了巨大的监督权力，就应该付出惨重代价，甚至是自己的人格和生活。在隐私完全公开的情况下，他那扭曲的人格想去伤害无辜者，也没有任何机会。到最后，这个透明人要么忍耐不了退出；要么，把扭曲的怒气全都投入到工作中，疯狂的监督其他人。
肯定有人怀疑这个职位能否送出去，以及如果真有人干了，他能忍受多久？反正这么个残酷的职位，我都不认为自己能忍受几个月。
但是我却相信，这个职位一定能送出去几个。
有的人就喜欢赚钱（有些甚至不怎么花钱），有的人就喜欢女人，有的人就喜欢男人，有的人就喜欢古玩，有的人就喜欢暴力。那么也一定有那么几个人，就是喜欢公平、正义和复仇；哪怕付出自己的人格也在所不惜。
历来的关键是，我们怎么把他们这种人找出来，给他们权力，并且防止他们堕落。现在，我希望“隐私换权力”极端化的透明人，可以成为终极的办法。一个人如果愿意让人全天监控，愿意忍受亲朋好友、下属同事甚至上司的害怕，愿意把上厕所的时间都记录下来，那么他就等于放弃了自己所有谋私、堕落的可能性。
有些人担心强大的权力不受节制，就算他没有机会徇私堕落，也仍然可能失控（虽然我真的想不出来除了罢工和辞职，他还能造成什么更大的损害）。
但透明人并不是皇帝，他没有军队、没有人事任免权、没有资金、甚至没有盟友，他只有国家给的权力。而且他没有隐私，也不是秘密单位，这就意味着他没有空间和时间把自己手上的权力转化成可以打破自己束缚的力量。他没有能力像特务统治一样，在秘密的环境下运作，或者散布恐惧。他就是一个透明人，甚至想秘密对腐败做侦查都做不到，他只能依靠自己巨大的权力（当然是靠巨大的隐私公开换来的），做最终极的监督——永远不会也没有机会徇私的监督者，虽然这可能意味着我们会扭曲这些人的人格。但是请相信我，即便在此时此地，在很多特殊部门，也时时刻刻有爱国者被扭曲成爱国机器。任何一个庞大的国家，都会需要这些人的一份支持。
一直以来，我们都知道，权力越大，能解决的问题就越大越多，效率也越高；没有监管的权力又必然导致堕落；监管太严格的权力，效率下降，成本增高；然后权力本身可能还和监督的力量进行较量；最后还有谁监督监督者的问题。这些矛盾一直困扰着我们。
但让我就此结束这个“隐私换权力”的话题吧，因为我相信我已经指出了可以解决“谁监督监督者”怪圈的方法：在官员公开隐私的条件下，让民主监督更加有效率；同时让一些透明人来做最终极的监督，并且确保这些透明人根本没有徇私的可能性——让他们没有一丝一毫的隐私（思想除外）。
隐私暴露的越多，徇私的可能性就越低，监督的难度和成本越小；权力越大，监督的难度和成本就越大。我希望这种隐私公开和权力级别的关系，能有助于我们解决腐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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