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社会百态

进行特赦应该完善立法

〖社会百态〗

　　 羊城晚报2月17日报道 ：“随州特大杀人案凶犯熊振林上诉，谋求获得‘国庆60周年大赦’”，引发舆论对我国赦免制度的关注。新中国刑法学的重要奠基人、著名法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铭暄昨日建议中央在国庆60年之际实行特赦。
　　高铭暄并非针对“熊振林案件”而言，他指出，特赦制度本为宪法所规定，与打击犯罪并不相悖，决定权限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由国家主席签署特赦令。他还认为：“特赦也并非年年要做，今年是比较合适的时机，以往也都是在国庆阶段。让宪法有些制度不至于空悬在那里，这也是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之一。”

〖聚焦〗

　　一、什么是赦免
　　赦免有大赦和特赦之分。所谓大赦，是指国家对一定时期内某些种类的犯罪或者一般的犯罪普遍地赦免，这种赦免既赦罪，又赦刑。而特赦，则指国家对特定的犯罪分子免除其刑罚的全部或者部分的执行，它只赦刑，不赦罪。我国1954年宪法对大赦和特赦都作了规定，但在实践中只实行过特赦，没有实行过大赦。后来的几部宪法均只规定有特赦，没有规定大赦。根据现行宪法第67条、第80条的规定，特赦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特赦令由国家主席发布。
　　二、“特赦”不仅要有法律渊源，更要有相应的制度和司法程序
　　众所周知，三十年前，我们还是“政策治国”，一声令下，即可实行特赦，并不一定要经过严格的论证和司法程序。如今，依法治国已经深入人心，“特赦”不仅要有法律渊源，更要有相应的制度和司法程序。然而，对于“特赦”，宪法虽然有此一说，但这只是一个原则性的规定，至今并没有相应的立法。“特赦”作为法言法语的具体内容是什么？特赦制度的类型有哪些？特赦制度的范围和效力又是怎样的？特赦由什么部门主管，又应该怎么执行，特赦出现问题后如何救济？在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为了一个国庆节而仓促“特赦”，显然不是什么好主意，搞不好还会出状况，甚至沦为腐败的温床。
　　特赦不是一件小事，不仅与罪犯及其家庭息息相关，更关系到司法公正与社会正义。要保证“特赦”的社会效益，就必须有一套完善的机制。在中国古代史上，尽管赦宥制度一直未能定型，但却也有相应的程序和形式。比如在唐朝，赦宥就分三类，大赦、曲赦和德音。此外，从赦书的格式、公文运作、颁行仪式，赦令的下达、起请和贺赦表以及最后的庆典，都有一定的模式。
　　专家的观点确实值得当权者及民众予以思考，但是千万别盲从、盲信。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本律师看来，“特赦”要实行，前提条件是要将其制度化、程序化。国内学者常常援引韩国等国家的赦免案例，来论证我国实行特赦的必然性和可行性，但有一点必须明了，在这些赦免已经常态化的国家，皆是赦免制度相应健全的国家。比如韩国，总统李明博一上台，就进行了两次特赦，韩国之所以成为赦免较频繁国家，最主要的是它还有一部专门的赦免法。《韩国赦免法》颁布于1948年，不但规定了赦免的种类、适用对象，还详细规定了赦免的适用程序和方法等。固然，以特赦为核心的现代赦免制度代表了刑罚轻缓化的发展潮流，也是“尊重和保障人权”之宪政精神的体现，但是，在特赦之前首先要做的，是重构我国的特赦制度，否则，欲速则不达。
　　三、特赦应当考虑到民愤与社会承受能力
　　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与巨变的历史阶段，广大民众的整体心理承受能力显然还不成熟，社会法制建设也尚不健全，由于对利益的诉求度增加，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理解还存在争议，在这个时候提“特赦”，公众会有显失公平的疑虑。我们知道，当一个国家和社会因利益渴求导致矛盾纠葛较为集中时，社会问题和社会思潮也会在这个时期比较集中地出现，这个时侯提“特赦”，也实非明智之举。我国正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处在一个犯罪高发期，在罪犯人数较大的情况下实行特赦，会给社会犯罪分子一个错误信号，对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明显不利。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实践中，我们也应吸取经验教训，不可盲目从事。特赦的目的是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特赦应当考虑到民愤与社会承受能力，对于那些民愤不大的犯轻罪的罪犯优先考虑。重罪犯和死刑犯并非不能特赦，但是，对于那些背负多条人命、罪大恶极的罪犯，必须考虑到死者家属和社会的承受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