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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洪昌：谢谢！谢所长谈到律师和检察院的关系，这种关系从宪法制度设计上来看，检察机关和当事人辩护律师之间的对抗关系和西方是一样的。不过中国检察院有一个特殊职能的定位：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法律监督机关不光监督公安、法院、劳改、监所，还有一个刑法306条。而律师没有有这样的权力。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谢所长提出要提高律师的申诉效力，这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其实其它制度里也有，比如通过律师、通过人大监督检察院的权力，律师也可以作为人民监督员防止冤假错案，但这个权力在中国宪政体制下怎么样来做好，跟西方确实不一样，谢所长给我们提出了很好的建议，谢谢谢所长！下面有请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田文昌律师发言！qbK在线律师
田文昌：今天的话题太深太大，感触也太多，所以谈起来有难度，时间关系简单谈几点想法。qbK在线律师
形成冤假错案的原因很多，我曾经说过除了徇私枉法之外，在正常情况下主要有三大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权力干预，多年来权力干预造成的冤假错案太多太多。这次有一个非常好的转变，十八大以后提出司法独立，前十年这话都不能提，现在中央提出要求独立司法太重要了，问题在于何时能真正独立，独立的程度有多大，这要有一个过程，要我们大家努力。qbK在线律师
第二个原因，刑讯逼供非法取证。过去一直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刑讯逼供的比例是极少的、个别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刑讯逼供逼出来了，绝大部分甚至95%都是真的。正是建立这两种认识基础之上，我们对刑讯逼供采取了相对放任的态度，屡禁不止。实际上我的体会非常深，不仅我，我的同行、所有律师界的体会都非常深，刑讯逼供绝不是极个别的，而是愈演愈烈，数量在逐渐扩大。第二刑讯逼供逼出来的口供多数是假的，绝不是90%以上是真的，法院这么说是因为他们从法院统计来讲是当事人和律师说的，是已经认定的，但没有认定是非法取证不等于事实不是非法取证，这在前十年太多太普遍了。所以刑讯逼供问题如果不彻底的遏制，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根本就无从谈起。现在比较重视了，包括刑诉法修改，特别是中央政法委前一段时间发的文件，对刑讯逼供的遏制提出了比较具体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标准，引起了进一步的重视。但现实中能不能在每个案件中都排除非法证据、在程序中能够真正的落实是一个难点、是一个问号。至少从两年前，两高三部两个证据规则发布以后，在我的亲历的案件中没有一例能够排除非法证据的。我多次提到这个问题，希望今后能够解决。qbK在线律师
第三个原因是司法人员观念的僵化，僵化式的保守，很难转变。我们提了这么长时间的“无罪推定”、 “疑罪从无”，但真正落实这个原则非常难，包括现在很多司法人员思维方式，讨论案件时，不管辩护人提出了多少疑点，他的兴奋点、思维重心仍然在有多少个理由能够定罪，或者有多少疑点可能定罪，充分暴露出思维方式的问题。实际上如果真正落实“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原则非常简单，但凡有一个疑点排除不了，就不能够定罪。但很多人的思维不是这样，所以这个观念的转变更难。谈到“无罪推定”、 “疑罪从无”的问题，思维方式的转变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我可以举例说明有多难。qbK在线律师
比如现在争论很多的聂树斌案，聂树斌案为什么迟迟不能平反？河北检方说由于王书金的供述不可靠，不能够认定王书金说的就是真的，所以不能够认定聂树斌是冤的。如果真正贯彻“无罪推定”原则就很简单，“疑罪从无”就结了。王书金说的话提出了聂树斌无罪的可能性、怀疑，根据“无罪推定”、 “疑罪从无”的原则就可以排除聂树斌的罪。另外，王书金说的不一定是真，本着“疑罪从无”的原则，也未必是真的，两个疑罪从无不就完了，很简单。qbK在线律师
前一段与陈光中教授开一个非法证据排除的研讨会时，我提出排除非法证据时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障碍，你排除了非法证据，侦查人员很麻烦，因为排除了意味着他们非法取证，有被追究刑讯逼供责任的风险。同样道理，如果真正贯彻“疑罪从无”原则，双重疑罪从无就完了。你排除了非法证据是因为具有非法取证的可能性，所以要排除。相反排除了可能性，侦查人员刑讯逼供也是一种可能性，在追究他的责任时也是无罪推定，两个都不追究，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不就可以了嘛，问题很好解决。如果单给人家定罪、追责时本着无罪推定原则很好解决，但我们认识不到，所以解决不了。qbK在线律师
比如不久前发生的四川老太太讹小孩的问题，那是一个民事问题，后来涉及到刑事问题了。我认为非常不妥当，这种问题发生很多，基本上就是一个举证责任问题，实际上跟“无罪推定”、 “疑罪从无”原则相一致。为什么这样说？你不能证明小孩撞了你，你就不能追究人家的责任，这是“无罪推定”或者民事上“无过错推定”，举证责任举不出来，不能冤枉人家。反过来有些时候事实永远搞不清楚，可能老太太没有有意的讹人，在思维上产生错觉，认定是他撞的（未必是他撞的），这种情况也有。如果都本着“双重疑罪从无”或者“无罪推定（无过错推定）”的原则，赖小孩赖不上，老太太也没有证据，不要拘留，一拘留老太太就不干了，一个是她不一定认，再是面子上过不去，有那个必要吗？真正理解什么是“无罪推定”、 “疑罪从无”，把大原则理解清楚了，这些都好解决，包括举证责任问题，南京、深圳发生做好事救人说不清被赖上，其实都是举证责任颠倒的问题，能不能认定，由被救助者举证就行了，干嘛要救助者承担举证责任？我之所以举这个例子，说明我们的公安司法人员包括相当一部分人对“无罪推定”原则的理解差太远，所以贯彻原则很难，非常难。谈到“无罪推定”原则就涉及到根本问题，刑事诉讼的目标是什么、价值观是什么？原来的刑事诉讼法以打击犯罪为价值目标，现在进了很大一步，是“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这也经历了很激烈的争论，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不认同“并重”的提法。“并重”的提法对吗？前几年我写了一篇论文，就提“并重”，不得已而为之，犯了逻辑冲突，逻辑关系上来说能“并重”吗？我们说的“并重”是既不这样也不那样，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既然能够做到既不冤枉也不放过一个坏人，为什么还要说“宁可错放不能错判呢”？不可能并重。我们讲实事求是，既不枉也不纵是良好的愿望，愿望不等于现实，很多时候愿望不能实现时，必须有取有舍弃时，我是取宁可错判也不可错放还是相反？这是原则，是价值目标。所以真正的理性来探讨 “疑罪从无”原则，理性地探讨刑事诉讼价值目标，应当在保障人权的前提下或者基础上打击犯罪，应当有前提，但现在还没有人正式提出这个观念，希望刑诉法理论家们好好论证这个问题。qbK在线律师
问题很多，顺便说说李庄案。李庄案我不谈李庄本身，就谈李庄案两个重大启示：第一个启示是重庆公安司法机关创造了“表情犯”，这是非常可怕的。中国历史上有“腹诽罪”--汉武帝时发出了一条指令，伪造货币者皆杀，很多人有不同意见，但都不敢说。有一个颜异的大臣想表示不满，动了一下嘴唇，没有说出来。结果这个动作到了另一个大臣手里，就奏了一本，说颜异对你的治理不满，不用言而腹诽，肚子里非议。于是汉武帝把颜异给杀了，这就是“腹诽罪”。经过了几千年，文化大革命时出了“思想犯”，只要有一种思想表露甚至日记、信件、一页纸都可以定罪。文化大革命过去了，也被有限地清算了。没想到30多年后讲法治的今天，到李庄案出现了“表情犯”，“表情犯”比“腹诽罪”、“思想犯”还厉害，眨眨眼睛都有罪，这是重大的启示，这不是一个案件的问题，提出的是如何看待、如何分析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这块土地上还能出现“表情犯”甚至被很多人认可而不敢反驳是一个问题。qbK在线律师
第二个启示，委托人或者被告人可以以揭发律师、举报律师的方式逃避惩罚或者减轻惩罚，这个启示是对律师根基的彻底毁灭，律师制度的毁灭，为什么这样说？律师制度有两大根基：一是律师对当事人的保密义务。如果律师不对当事人保密，揭发当事人，所有当事人不可能相信律师，律师制度就瓦解了；当事人依靠的是相信你，你不会出卖他。这个问题在以前争论了多年，算解决了，在《律师法》、最新《刑诉法》上写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第二个根基，如果被告人以揭发律师逃避惩罚，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律师不会相信当事人，律师怎么可能全心全意地为委托人服务？不可能了，而且所有人只要面临重刑或者死刑时千方百计揭发律师、逃避惩罚，这个制度整个就破坏了，这是一个重大启示，挖掉了律师制度赖以存在的根基。qbK在线律师
这两个启示应当牢牢地记住，应当很好地研究它、认真地对待它。至于防范冤假错案，怎么办，说了很多原因，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是“把律师当回事” ！（掌声）过去公安司法人员一直把律师当成异己力量，现在我们要把律师当成制约要素--法律公正性、判决公正性制约的要素，只有这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要从顶层设计上、从制度设计入手来保障律师的辩护权。没有律师就没有法治，这句话绝不是危言耸听。谢谢大家！ 5/9 首页 上一页 3 4 5 6 7 8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