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犯罪与刑罚
                                                   [意]贝卡利亚 
                       四十、关于国库（全）
    曾经一度几乎所有的刑罚都是财产刑。人们的犯罪成为君王的财富，侵犯公
共安全的行为成了君王收入的来源。担负保卫公共安全的任务的人，却指望着公
共安全受到侵犯。因而，处罚科刑变成国库（刑罚的税收者）与罪犯之间的一场
争执，变成一场失去公共色彩的民事纠纷，它使国库丢开公共保护任务所赋予的
权利而行使另一些权利，使罪犯蒙受的不白同树立鉴戒的需要毫无关系。就这样，
法官成了国库的律师，而不再是铁面无私的寻求真相者；成了国库出纳的代理人，
而不再是法律的保护者和仆人。
    在这种制度下，供认自己犯了罪就等于供认自己欠了国库的债，这是当时刑
事诉讼的目的。因而，取得犯罪的供认并且使这种供认变成帮助而不有损于国库
的理由，成为整个刑事程序所围绕的中心，至今仍是这样（在原因之后，结果常
常持续极长的时间）。如果得不到这方面的供认，即使是证据确凿的罪犯，也将
受到轻于法定刑的刑罚，并且也不会因他可能犯下的其他同类罪行而遭受刑讯。
如果得到这方面的供认，法官就把犯人的躯体据为己有，通过一些模式化的手续，
对他施加酷刑，以便榨取尽可能多的利润。一旦证明存在着犯罪，罪犯的供认就
成了一种令人信服的证据。诉诸强力，使罪犯陷于痉挛和痛苦的绝望，就是要让
这种证据更加无可置疑，而罪犯在还没有强烈地惧怕折磨性审判时所做出的平静
和诚实的诉讼外坦白，却不足以定罪。那些澄清事实但有损于国库的调查和其他
证据被摒弃。有些罪犯偶尔幸免于折磨，并不是照顾他的可怜和孱弱，而是为了
保住国库这个想象中的和不可思议的机构可能失去的利益。
    法官成了犯人的敌人，成了那个陷于囹圄、桎梏加身、忍受折磨、前途莫测
的人的敌人。法官不去寻求事实的真相，而是在囚徒中寻找罪犯，并为此而设置
圈套。他认为：如果不能以此而取得成就的话，那就是失败，就有损于他那称霸
一切的一贯正确。逮捕的条件由法官掌握；为了证实某人无罪，就要先宣布他是
罪犯，这被称为实行侵犯式诉讼。在18世纪，在文明欧洲的几乎所有地方，刑事
诉讼程序就是这样的。为理性所要求并被军事法律所采纳的真正的诉讼，即不偏
不倚地了解事实的调查式诉讼，却极少在欧洲的法庭上采用，而专制的亚洲在一
些安定的和无关紧要的情况下，却采用这种诉讼。
    这些都是多么荒诞离奇的复杂现象啊！将来最幸福的后代肯定不会相信它们。
到那时候，只有少数哲学家能从人的本性中看出：这种制度是可能出现过的。

短评：这一节令我想到了两点，第一是如何预防执法者由于他人的违法犯罪所带
来的利润而制造违法犯罪，而非预防。第二即是诉讼形式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如
何产生的？仅仅是由于某几个人的光辉思想，还是更多的由于当时的社会生产条
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