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百家媒体也不离其左右。这场保护私有财产的个人事件最终演变成千千万万人关注的全国性事件，不能不令人深思——我们这个社会大多数人的心理正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

    如果我们把眼光回望，就会注意到，所谓“钉子户”事件的背景，其实是近年来有产一族所强烈感受到的被剥夺之痛——房价上涨、通货膨胀、旧房拆迁、税收增加、贷款利息上调……这些都实实在在地招呼在那些小有财产的人身上，使他们心里早就憋了一股怨气。人们如此关注“最牛钉子户”，无非是要在他们身上印证自己的命运：如果这样强悍的主人也无力保卫自己财产的话，普通人的家庭、财产、命运岂不是更加脆弱？可以说，“最牛钉子户”所代表的，是最广大有产者的怨怼。

    过去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中国社会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中国的有产者数量也空前增长。这里的有产者之“产”，指的不是“资产”，而是“家庭财产”。有材料估计，中国城市的住房自有率目前已高达80%，大大高于美国69%左右的水平。有产者日益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人群，不能不带来整个社会价值取向的变化：在有产者那里，财产意味着他们的尊严、成就和力量，而缺乏个人经济独立的所谓“人权”则是没有底气的。随着经济革命把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从无产者变为有产者，我们这个社会的理想、感觉、政治正确性都开始倾向于反映有产者的权利和利益，有产者的思想正在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思想，有产者的愿望正在成为这个社会的理想。维护私有财产，仅仅在几十年前还是一件令人羞耻的事情，现在则成了理直气壮的英雄正义之举。而本次事件中的“孤岛”虽然最终不免倒下，但物权观念却也因此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屹立起来。

    在当代中国，保护个人财产的抗争行动首先是从这个社会上最穷的一批有产者开始的。原因很简单——正是由于财产少，其抗风险能力也最差，如果这点财产也被剥夺的话，就意味着他们的全部身家性命都受到了威胁。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社会个体权利伸张的顺序是这样的：从财产最少的农民、下岗工人开始了最初的维权抗争——抗争他们作为改革牺牲品的命运；之后是白领、业主等小有产者——他们为了工作、房子与开发商斗智斗勇；再以后会有中产阶级和大资产者身影的出现——对于整个体制与经济发展需要的不协调而作出反映。其实这些有产者的想法都很简单——反对再次成为无产者。

    如古语所言：“有恒产者有恒心”，中国有产者的维权抗争大部分是理性和平的，他们并不想天下大乱，因为如果天下大乱的话，他们本来要去维护的个体权利和财产会更加没有保障。在这个前提下，有产者其实更倾向于在维护社会稳定前提下的有限抗争。杨吴夫妇住回老房子、打起国旗、呼吁媒体、向高法申诉等手段其实也相当和平。拒绝过度渲染暴力和仇恨的抗争模式乃是有产者维权抗争的常态。而“钉子户”能够在地基大坑里存留达数年之久，也说明发展商、政府等方面其实也相当克制。

    与“钉子户”事件中各方面的克制相比，我认为，主要是法律和政策上的缺陷造成了目前这种对峙的僵局：对“钉子户”的处理，发展商、政府、法院的做法其实是符合法律程序的，这一点，包括江平在内的许多法律专家已经指出了。也就是说，正是因为有《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等一些明显违宪、置私有财产和公民权利于不顾的文件法规的支持，政府、法院、发展商才会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合法而正义的，而作为有产者保护自己财产的努力，则成了非法行为。

    这样的法律和政策才是危险的、非理性行为的潜在根源。我所了解的一个广州“钉子户”因补偿过低而抵制拆迁达数年之久，但未能获得任何来自政府和法律的支持，只好在房间里放了三个煤气罐，以表其抗争的决心——当合法的程序走不通的时候，即使是本应理性平和的有产者，也只能选择最原始、最直接的方式维护自己的财产。此等法律之外的方式使用多了，不但危及有产者自身的利益，也越发显示出国家法治上的贫困。因此，如何通过法律和政策上的调整，达至有产者与现行法律制度之间的良性互动，避免目前这种越来越多的非理性相互刺激，可能是“有产者时代”所面临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唐昊）